大理国画工张胜温所绘的《张胜温图卷》（此画绘于大理国19代国王段智兴盛德五年，即1180年，原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第开“利贞皇帝礼佛图”，描绘了利贞皇帝段智兴率领文武群臣虔心礼佛的场面，皇帝身后有一头戴紫冠，身穿一完整虎皮所制成长袍的年轻贵族，此人站在紫袍高冠的大理国相前靣，其虎皮头尾俱全，这无疑就是《蛮书》所称之“全披波罗皮”，这表明了南诏后继政权大理国也继承了南诏的虎崇拜，国中显要仍以全披波罗皮为尊贵。《张胜温图卷》还数处复现了《南诏图传》内容，前面提到的身着虎皮的武士和手捧经卷的文官形象在图卷第86开所绘建国观世音菩萨下方再现，所穿虎皮袍样式也完全一样。[27]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沙登箐区第4号窟完内刻大黑天神1尊，下着虎皮裙，这件造像年代为南诏末年至大理国初期。云南省博物馆所藏1978年崇圣寺主塔清理出土的大理时期文物中有一身着虎皮裙的铜大黑天王像，另外还有一身着甲胄，胸饰虎头纹的铜多闻天王像。[w]以上这些都反映了南诏及大理国的大虫皮制度和虎崇拜。
南诏大虫皮制度与吐蕃大虫皮制度之间的关系究竞如何？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确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以虎皮奖励立有战功者，根据所立战功大小授以规格不同的虎皮衣饰，对于战功卓着者奖给的最高规格的衣饰都是由完整虎皮制成的虎皮袍；除授予虎皮衣之外，在官职结衔中也列出“大虫皮”、“大虎皮肩饰章无职事者（stagi-zar-can-pa-sna-la-ma-gtogs-pa)”、“小虎皮肩饰章者（stagi-zar-cung-pa)”，“虎（stag)”，“大大虫皮衣”、“大虫皮衣”等称号，吐蕃、南诏的大虫皮制度都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勋官制度。此外前面所列举的云南剑川石窟以及出土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大黑天神像身上所着虎皮裙与史书记载和莫髙窟壁画中出现的吐蕃武士的虎皮裙相似，也有可能是受了吐蕃影响。
众所周知，南诏与吐蕃接境，关系一直很密切，据研究西藏腹心地区早期氏族人群与横断山脉地区夷人系统氏族人群早在距今4000年以前就有了交往与联系。[30]吐蕃在公元704年（武后长安四年)一度征服西洱河流域，赞普墀都松赞也于这一年冬卒于南诏，吐蕃在金沙江畔铁桥城置神川都督府，以管理“麽些蛮”等部。蒙舍诏皮逻阁即位时，洱海地区各诏除蒙舍诏和蒙崔诏外都为吐蕃所控制，公元733年皮逻阁也曾亲至吐蕃向赤德祖赞致礼，请求支持。南诏王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对六诏的统一，唐朝极力拢络南诏，以为抗击吐蕃的助力，但南诏又有联蕃御唐的意图。由于唐廷处置失当，边臣昏庸狂妄，南诏王阁逻凤降附吐蕃，天宝十年(751)在吐蕃军队支援下，阁逻凤大败唐将鲜于仲通。
翌年，吐蕃封阁逻凤为“赞普钟”(钟，吐蕃语，意为弟），给金印，号“东帝”，阁逻凤改元赞普钟元年，正式与吐蕃结盟。
此后南诏又在吐蕃支援下再败唐军，并趁安史之乱爆发与吐蕃联兵夺取唐朝崔州、会同、台登、昆明等地，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威胁成都。阁逻凤之孙异牟寻即南诏王位后，吐蕃、南诏合兵进攻西川失利，吐蕃因此迁怒于南诏，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由“赞普钟南国大诏”下降到普通王的臣属地位，并不断加重对南诏的军事征调和赋役剥削。异牟寻不堪忍受吐蕃压迫，与唐西川节度使韦皋联络弃蕃投唐。794年，异牟寻与韦皋合兵破吐蕃于神川，唐朝派使进人南诏册封异牟寻，从此恢复了诏唐友好关系。
如上所述，吐蕃与滇西诸蛮历来关系密切，南诏曾与之结盟，为其兄弟之国长达四十余年，因此吐蕃的各项典章制度也自然会对南诏产生深远影响，象前面提到的南诏告身制度，据有关学者研究吐蕃曾对包括南诏在内的滇西诸蛮首领授予告身，南诏作为后起的地方政权也仿效了吐蕃的告身制度。[31]虽然前面提到吐蕃的虎崇拜也有可能受到川滇夷人的影响，但是吐蕃大虫皮制度系由松赞干布统一全境后首次正式设立，则吐蕃创立的大虫皮制度为后起的南诏所仿效也是顺理成章的。南诏大虫皮制度的建立虽然受到了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影响，却也有不同于吐蕃之处，首先穿虎皮衣者并不仅限于立有战功的武将，南诏国王和清平官都是“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而且据《南诏德化碑》所记南诏官员结衔来看，被授予“大大虫皮衣”、“大虫皮衣”的官员都是清平官、大军将、仓曹长、大总管等南诏军政要员，实际官职越高者所授虎皮衣规格也越髙，这与吐蕃授予立有战功的中下级武官及士兵虎皮衣及虎(stag)等相应称号的做法并不相同，另外南诏授予官员的虎皮衣有“全披波罗皮”、“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及“胸前得披，并缺其被”三种，与吐蕃的“虎皮袍”、“虎皮裙”、“虎皮褂”及“虎皮马垫”等样式也不尽一致，南诏大虫皮制度有着自身的特点。前面介绍《南诏图传》所绘文士罗傍以及穿虎皮的武士各群矣为神话传说中辅佐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开国的人物，细奴罗实有其人，唐高宗时曾遣使入朝，受赐锦袍。[32]则文士罗傍和武士各群矣很可能也确有其人，《画传》描绘武士各群矣身披虎皮衣表明南诏国中权贵披虎皮以示尊贵的风习实乃源远流长。
三、南诏、大理政权虎崇拜的渊源以及后世藏、彝、纳西、白等民族的虎崇拜
不仅南诏及其后继政权大理有着大虫皮制度和虎崇拜，其周边各蛮首领也披虎皮以示尊荣，如《新唐书南蛮下》记载隶属石门、柳强三镇的剑山弥羌、麽些等五部落和崔州所辖的夷望、鼓路等十二鬼主，奉国、苴伽等十一部落“每节度使至，诸部献马，酋长衣虎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则记载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其首领披虎皮。”又大理国《张胜温画卷》第131至134开为“十六大国王众”有一国王亦身披虎皮，据考证此十六大国王系南诏所属西南夷十六大国君长。[33]则滇西地区的乌蛮、白蛮等民族中普遍存在着以披虎皮为代表的虎崇拜。吐蕃对这一地区影响深厚，这些民族的虎崇拜诚然也受到以大虫皮制度为代表的吐蕃虎崇拜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虎崇拜意识似乎更为强烈，所以这也不尽是受吐蕃影响所致。
这一现象笔者以为同样与南诏大理政权乌蛮和白蛮统治者的族属有关。乌蛮系今天彝族的先民，学界公认彝族先民与上古西北氐羌集团有着密切关系，其族源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今天甘、青、川地区，曾经与西北羌戎系土着杂居相处并发生过密切联系的氏族人群，[M]他们自然受到了古羌戎包括虎崇拜在内的文化习俗的影响，甚至其中也融合有一部分西北羌戎系土着。《蛮书》卷1称南诏为羌虏，卷4记载乌蛮中的顺蛮和施蛮号剑羌，另外《蛮书》还称乌蛮杨阿触、杨酋盛为大羌，都可证明这一点。[35]故此笔者以为葬族等民族的先民乌蛮的虎崇拜与吐蕃一样，实际上也是受到了西北远古羌戎虎崇拜的影响所致。但是乌蛮等族的虎崇拜后来也受到了吐蕃的影响，吐蕃于松赞干布时期在其虎崇拜的基础上首创大虫皮制度，其后在公元738年正式建国的南诏政权则仿照吐蕃王朝设立了自己的大虫皮制度。
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南诏日趋衰弱，最终为权臣所灭。937年，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前已述及统治集团以白族为主的大理国继承了南诏的虎崇拜，国中权贵以披虎皮为尊贵。由于目前笔者只在传世画卷、石窟和出土塑像中见到身披完整虎皮袍服或腰系虎皮裙的大理国权贵和大理时期的佛教天王形象，尚未发现大理国施行大虫皮制度的明确记载，所以只能推测大理国很可能也继承了南诏的大虫皮制度。笔者认为除去吐蕃、南诏影响之外，这一现象仍然与大理国白族统治集团的族源有关。
白族先民白蛮系由汉、晋时期的奖人演变而来，链是羌之别种，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樊人又称滇樊，是滇境内的主要民族。氐族与羌族相邻杂居，关系密切，本身就吸收了一些羌族成分，所以赞人与古羌戎存在着血缘关系。赞人也和古羌戎一样有着虎崇拜：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滇王族墓地出土有1件西汉青铜鼓形贮贝器，贮贝器盖面上铸有“杀人祭铜柱”场面。盖面中部铸有1根铜柱，柱身有象征大地的2蛇缠绕，祭柱实为祭地、祭社。柱顶有1虎，据研究虎是滇族图腾。[36]另外大理国主段思平据史书记载其先祖是今甘肃武威人，段俭魏为南诏王阁罗凤将，以功升清平官，六传而生段思平。据段玉明先生研究，段氏自元魏末年从西北进人云南以后，初为以段氏为核心的南迁氐羌部族的首领一“渠帅”，以段凭为首的一族谋求向外发展，出仕唐朝，而以段俭魏为首的一族则投靠南诏，就地壮大势力。[37]所以以段氏为首的大理白族统治集团的虎崇拜除去吐蕃、南诏影响外也与其先祖古羌人和氏人的虎崇拜有关。
吐蕃、南诏及大理灭亡之后，在吐蕃、乌蛮、白蛮的后裔藏、彝、白、纳西等族中仍然存在着虎崇拜。西藏萨迦政权制定的《十五法》有《猛虎英雄律》一篇，即对强焊的人加以抑制的法律。[38]明末藏巴汗政权在《十五法》基础上制定了《十六法》，第1条也是《猛虎英雄律》，规定对战斗中英勇杀敌、功勋卓着者，要大力表彰，并可授予“英雄猛虎”之号。[39]这显然是对吐蕃王朝大虫皮制度的继承。《十六法》绪论中明确规定：“穿虎皮者所判之案，穿羊皮者不得翻案；虽然乞丐调解了纠纷，调解主仍由领主充当。”[40]可见当时领主等上层人物仍以披虎皮为尊荣。至今藏族农区苯教巫师的本荨神里还有虎头和披虎皮的神灵。[41]而四川凉山和云南蒗的藏族都以虎为图腾，崇拜母虎神。[42]
葬族的虎图腾尤为突出，云南哀牢山彝族自称虎族，祭祀虎祖，川滇凉山葬族曾自称“罗罗”，称虎为“罗”或“拉”，将所居住地区的山脉、村落以虎为名，在打仗、祭祀时，“择吉日以虎日为上吉”。凉山-族祭司则称地球是由虎推动的。旧称麽些，历史上与吐蕃、南诏关系密切的葬语支纳西族也崇拜猛虎。四川和云南等地纳西族以虎“喇”为姓名，严禁猎虎，居住地域也以虎命名。[44]分布于云南怒江的白族则崇拜白虎，认为其祖先是由白虎与人结合而生，现在还有家族自称为虎子虎孙。[45]这些与古羌戎以及吐蕃、南诏、大理的虎崇拜和大虫皮制度都应当有着必然的联系，由此也反映出羌、藏、彝、纳西、白等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
由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有着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龙虎文化，这一文化纽带贯穿在各民族思想意识中，将各民族联结为一个整体，正是远古以龙、虎图腾部落为基础的各部落的不断融合才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本文从古羌人的虎崇拜与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以大虫皮制度为代表的虎崇拜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后世的影响这一角度对此命题也进行了一点探讨，错误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原载《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注释
[1]向达《西征小记》，氏着{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第179页。
[2]山口瑞凤着，朴宽哲译《吐蕃在敦煌统治形态的变迁》，《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段文杰《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5页；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第1期；李其琼《论吐蕃时期的壁画艺术》，《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姚士宏《关于新疆龟兹石窟的吐蕃洞问题》，《文物》1999年第9期。
[3]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4]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4-296页。
[5]段文杰《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第305页。
[6]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7]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21页。
[8]敦煌研究院编《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9]赵心愚《南诏告身制度试探》，《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10]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123页。
[11]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58-59页；王尧、陈践《敦煌藏文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08-109页。
[12]王亮、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第424页。
[13]F.W.Thomas：TibetanLiteraryTextandDocumentsconcerningChineseTuricestan，Q，London，1951，p.202-203.
[14]王尧、陈践《吐蕃简犊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4页。
[15]F.W.Thomas：TibetanLiteraryTextandDocumentsconcerningChineseTiukestan，II，p.276-277.
[16]王亮、陈践《吐蕃简犊综录》第59页。
[17]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下册，第563页。
[18]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2-13页。
[19]郑为《中国彩陶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8-31、77页。
[20]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赵心愚《吐蕃告身制度的两个问题》，《西藏研究》2002年第1期。
[22]樊绰着，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8、259、280页。
[23]樊绰着，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第289-290页。
[24K南诏大理文物》，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58、159、201页。
[25]《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26]汪宁生《《南沼图传》考释》，《南诏大理文物》，第188-189页。
[27]《南诏大理文物》，第231页。
[28]《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9册，重庆出版社，1999，图版61。
[29]《南诏大理文物》，第222-223页。
[30]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第295-329页。
[31]赵心愚《吐蕃告身制度的两个问题》，（西藏研究》2002第I期。
[32]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33]《南诏大理文物》，第232页。
[34]陈平《从“丁公陶文”谈古东夷族的西迁》，《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5]樊绰着，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第28、151、152、346页。
[36]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1-153页。
[37]段玉明《大理国主段思平家世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8]五世达赖喇嘛，刘立千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39]周润年《西藏古代《十六法典》的内容及其特点》，《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
[40]何峰《从藏巴汗《十六法》看旧西藏的人权》，《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40]格勒《藏族本教的巫师及其巫术活动》，《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41]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一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云南出版社，1985年，第235页。
[42]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葬族虎宇宙观》，第44-45、231-236页。
[43]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36-237页。
[44]詹承绪、张旭{白族》，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14-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