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笔者认为这些祈愿文对蕃占时期河陇僧官制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前引P.2807号《斋文》：“伏惟瓜沙两州都番(蕃)僧统大德，听辩不群，戒行孤立，威仪被于七众，导化柄于三乘，八户畏其严，僧俗钦其望。伏惟翟教授阇梨原望寻扬（浔阳），狐分龙勒；家承虹冕，代袭弓裘，性资天实，才不亏学；其净慎也混而不浊，其刚志也而不同；言无爱憎，行有忠信。所以名高五郡，位贯千僧者欤？前翟教授，八硕德，柰苑名僧；柄惟操以年深，胯僧律而岁久。所以恐亏自行，疲顷八他；频诉务繁，特蒙退净；法叶三味，因此圆明。”文中有一翟教授，籍贯浔阳，为瓜沙两州都番(蕃）僧统大德的下属僧官，应是沙州都教授，学界有意见认为这个翟教授就是翟法荣，[w]翟法荣为中晚唐时期敦煌名僧，据P.4640《翟家碑》记载：他在吐蕃统治时期曾任沙州法律、僧政；归义军初期，又获唐庭“敕赐紫衣”。约咸通三年（862)接替洪辩任河西释门都僧统，病卒于咸通十年(869)。％本文考证P.2807《斋文》作于807年，则此时翟法荣年纪尚幼，不可能担任都教授，所以这位翟教授不可能是翟法荣。
这一位翟教授是吐蕃统治敦煌中前期的沙州都教授，P.2807《斋文》记载他“原望寻扬（挦阳），狐分龙勒；家承虹冕，代袭弓裘，性资天实，才不亏学；……所以名高五郡，位贯千僧者欤！”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翟氏为一大族，势力很强，据郑炳林先生研究翟氏郡望有蔡州汝南郡之上蔡和江州浔阳郡两种说法，归义军初期称郡望为上蔡，到归义军后期则多自称浔阳翟氏，[50]那么敦煌的上蔡翟氏与浔阳翟氏实为一族。P.4640《翟家碑》称总斯美者，其唯都僧统和尚。本起自陶唐之后，封子仲丹为翟城侯，因而氏焉。其后柯分叶散，壁(璧）去珠移，一支徙官流沙，子孙因家，遂为敦煌人也。皇祖讳希光，金芒授彩，月角成资。蕴孙子之韬钳，晓黄公之秘略。矢穿七札，弧弯六钧。河右振其嘉声，上蔡闻其雅誉。目寻太白，临八阵而先冲。风云壮心，对三场而勇战。辕门羡德，将帅推贤。节下求能，囊锥先颖。陈谋佐命，定国难于奉天。毗辅一人，刻勋名于翠石。”翟法荣之祖翟希光为唐朝武职军将，曾经在奉天作战，平定国难，这与P.2807《斋文》中的翟教授“家承虹冕，代袭弓裘”相合，《翟家碑》又记翟法荣之父翟涓广皇考讳涓，天然俊艺，神假精灵。丹穴凤雏，生而五色。皇马英词莫比，碧豹雄辩难当。一郡提纲，三端领袖。文滋海量，志涌波澜。敷五德以伏人，存百行而为本。加以情殷慕道，叹巢父而拂衣。悟世非坚，念许由而洗耳。尚居羁鞅，未免遛回。于是舍[身]出家，毁其形好。拨嚣烦而取静，顿息心机。既世网而不居，易相菩提之路。”[51]翟涓文采出众，系“一郡提纲，三端领袖，”在吐蕃统治时期颇有声望，后来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以其自身才能和资历，在出家后担任沙州都教授是完全可能的，所以笔者认为P-2807《斋文》中“性资天实，才不亏学名高五郡，位贯千僧”的翟教授就是翟法荣之父翟涓。他于807年前后出任吐蕃沙州都教授，在敦煌佛教僧团中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正是由于乃父的背景和影响，翟法荣也出家为僧，并得以在吐蕃时期出任沙州法律、僧政，在归义军时期继洪辩之后担任河西释门都僧统。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1期）
注释
[1]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2]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198页；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第346-347页。
[3]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215页；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509页。
[4]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235-236页。
[5]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239页；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558页。
[6]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240页。
[7]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2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第604页。
[8]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金滢坤《吐蕃沙州都督考》，《敦撞研究》1999年第3期，第88页。
[9]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18-123页。
[10]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199页。
[11]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42页。
[12]黄布凡、马德《敦值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王尧《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铅印本，1979年，第78页。
[1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着，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3-124页。
[14]参见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87-90页；黄颖译《《贤者喜宴》译注(十五)》，《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27-28页；五世达赖喇嘛着，邦和卿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74页。
[15]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着，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24-125页；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75-77页；黄颢《《贤者喜宴》译注（十五)》，《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28页；黄颢《《贤者喜宴》译注（十六)》，(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第26-27页；五世达赖喇嘛着，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第70-76页。
[16]《资治通鉴》卷264，武宗会昌二年。
[17]《新唐书吐蕃传》。
[18]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着，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21页。
[19]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79-80页。
[20]五世达赖喇嘛着，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第66-68页。
[21]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95-96页。
[22]苏晋仁、萧链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311页。
[2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着，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20-121页。
[24]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100页；其它藏族史籍则记载臧玛被流放，参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着，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24页。
[25]苏晋仁、萧链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第283页。
[26]《旧唐书.吐蕃传》。
[27]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着，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8-169页；参见恰白次旦平措着，郑堆、丹增译《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76-81页。
[28]参见安应民《吐蕃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0页。
[29]《新唐书地理志》鄯州条。
[30]参见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7-100页。
[31]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53、59页。（资治通鉴》卷199，永傲元年。
[32]苏晋仁、萧链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第9页。
[33]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46页；王尧《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第12页。
[34]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64页。
[35]{因话录》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6-97页。
[36]参见郭锋《试论唐代的太子监国制度》，《文史》第40辑，中华书局，1994年，第101-114页。
[37]《资治通鉴》卷207。
[38]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着，陈庆英、格喿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一松石宝串》，第170页。
[39]恰白次旦平背、诺章吴坚、平措次仁着，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171页。
[40]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288页。
[41]《英藏敦煌文献》第1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42]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1页，并参见第46页注⑷。
[43]王尧《吐蕃金石录》，第116页，并参见第117、118页有关注文。
[44]王尧《吐蕃金石录第186页。
[45]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79页；五世达赖喇嘛着，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第64页；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3年第4期，第42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着，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19-120页。并参见张慧《吐蕃时期赞普的婚姻与继承》，《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56页。
[46K英藏敦煌文献》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47]苏晋仁、萧链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第148页。
[48]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74页。
[49]参见荣新江《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第72页。
[50]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58-61页，第176页注[4]。
[51]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54页。
俄、法所藏敦煌文献中一件归义军时期土地纠纷案卷残卷浅识-对Ax.02264、取08786与P.49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