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星寇甲
一、问题的提出
敦煌作为丝路上的重镇，自古以来就是胡汉交流之地，民族成份相对复杂。在敦煌文献中，从西魏至归义军时期，有不少关于“史姓”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这些生活在敦煌的史姓人全都是昭武九姓中来自史国的粟特人。[1]但是，在粟特研究兴盛的今天，对敦煌史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专门性的文章很少，仅在一些综合论述敦煌粟特人的文章中有所提及。
要讨论敦煌的史姓，先要对中国的史姓有一个了解。史姓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史姓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情况：[3]（1)以官为姓。而史姓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的仓颜，他是黄帝的一位史官，史称“史皇”。仓颉创制了文字，结束了远古结绳记事的时代，他的后人为了纪念他，便取“史官”中的“史”作为姓氏。据文字记载，w史姓源于西周的太史伊佚，历史上称他为史佚，他的后人世袭史官一职，后来就以史为姓。（2)隋唐时期“昭武九姓”中的史国人，这些人原是生活在中亚的粟特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经商、入质、东迁等）来到中原，遂以国为姓，成为史姓的一部分。(3)突厥阿史那姓改姓。突厥在与中原的接触中，特别是唐代大量归附的突厥人，在汉化的过程中改姓，其中阿史那姓简化为“史”，成为史姓的另一部分。
唐至归义军时期是敦煌文献比较集中的时期，使我们有条件对敦煌史姓的特点进行直接具体的分析。本文之所以将敦煌史姓分成西魏至隋、唐前期、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时期几个阶段进行，论述，主要是根据敦煌本地历史的分期特点。敦煌史姓人的成份如何，他们是否全是粟特人，其中有没有汉人或突厥人，他们的主要活动如何，他们与敦煌其它的粟特姓氏有什么不同，他们是否曾在敦煌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姓家族，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深人的探讨。
在进行具体的讨论之前，笔者先对下面采用的敦煌文献作三点说明。第一，在敦煌文献中提到的史姓人，不一定都是敦煌的史姓，例如P.3813V《唐(公元七世纪后期）判集》中的“史婆陀”就不生活在敦煌，而是在长安；敦煌研究院藏《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告身》中的史泛艺也不是敦煌人，而是归州人；此外，由于安史之乱的震荡，一些敦煌文献还提到史思明，也不是敦煌人。敦煌文献中的这些没在敦煌地区生活过的史姓人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第二，由于中国古代有许多带“史”字的官名，如长史、府史、御史等，常被简写成一个史字，很容易被误作为某人的姓氏，所以本文在査找敦煌文献中史姓的过程中，根据一些书写习惯和文献的具体内容，将史姓检索出来，其中绝大多数人姓史而不是史官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第三，本文所引用的敦煌文献，有一些是没有明确纪年的，所以只能根据其中具体人物的生活年代、文献的内容及同时书写或前人的相关研究推断出大致的时间，置于时间相近的文献前后，可能其中还有一些不确之处，但不会太多。
二、西魏至隋代敦煌的史姓人
西域的粟特人，由于善于经商，早在汉代甚至更早的时期就贩运货物来到中原。到了魏晋时期，除了经商求利的目的外，粟特本土受到《哒、突厥等势力侵扰，粟特人大批东迁。无论是经商还是避难，往往都要经过作为丝路要冲的敦煌。
在敦煌文献S.613《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效谷郡计帐》中有人名“史敬香”，单从名字似乎看不出什么粟特人的痕迹。像“敬香”这样的名字带有一点儿宗教的意味，可以很明白解释其汉文意思为“礼敬焚香”之类的含义。这卷计帐中还写有粟特曹姓人，如“曹乌地拔”、“曹匹知拔”，有龟兹人，如“白丑奴V白丑女”，也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其天婆罗门”，还有一些不明何族的名字，如“叩延腊腊”、“叩延天富”、“那雷处姬”等，这些人的名字读不出汉文字面的意义，学界普遍认为他们是胡人。[5]
从帐本的整体来看，这是一卷瓜州效谷郡记载田亩情况的帐簿，其中记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占田的情况，仅刘文成、侯老生、王皮乱三户似为汉姓。但侯老生的妻子为叩延腊腊，侯姓和叩延姓中的胡人，同出自于口引姓，所以侯和叩延很可能是同一姓。少数民族中很多没有“同姓不婚”的规定，侯老生和叩延腊腊都应该是胡人。王皮乱有胡人冒姓汉姓的可能，她的妻子那雷处姬是胡人，一个女儿出嫁“受昌郡”[6]百姓“泣陵申安”，很像胡人的名字，另一个女儿嫁给效谷县“斛斯己奴党王奴子”，就是斛斯己奴家族的王奴子，斛斯己奴家族应是胡人家族。至于刘文成一户，只有他们可能是汉人，刘文成为“荡寇将军”，他的妻子为“台资妻”，都是有勋爵的。中国的刘姓中，也有少数民族，他们是匈奴的后代，是f高祖刘邦将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后代随母姓刘。刘文成可能是少数民族后代，也可能是汉人，从他们一家的名字来看，看不出任何少数民族的痕迹。
这本计帐主要记载了来自西域的胡人情况，史敬香是粟特人的可能性很大。这些人在敦煌从事农业生产，已经入籍安家，从田地相连这一点来看，当时敦煌很可能是将少数民族集中到一起管理的。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时代为西魏，在北壁上西数第2铺（迦叶佛)下发愿文，此发愿文东侧供养人像列西向第一身题名“清信女史崇姬所供养时”，说明早在西魏时期，敦煌史姓就有人笃信佛教，并有经济实力在洞窟内占一席之地。
魏晋时期的敦煌有没有史姓的汉人呢？虽然敦煌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元和姓纂》m和《古今姓氏书辩证》[8]都记载了这样一条信息，就是周太史佚的后裔史丹，史丹的后人史苞，原为后汉归义侯，曾任张掖都尉，时逢晋永嘉之乱，避地河西建康，是为建康史氏。建康史姓迁居西北后，迅速崛起，在魏晋至隋前期的三百年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河西建康就是前凉的建康郡，建郡之前隶属于酒泉郡，而在敦煌分治为郡以前，也隶属于酒泉，所以建康史姓也可能有人在敦煌生活过。
隋代，中国又一次进人大一统局面。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隋场帝时，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隋炀帝甚至亲临西北，召见西域各国首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域商胡往来频繁，粟特史姓可能又有一些人迁居敦煌，可惜此时的敦煌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隋代名将史万岁开皇初年曾被发配到敦煌当戍卒。史万岁本是京兆杜陵人，与建康史氏同为史丹后代。在戍守敦煌时期，史万岁在戍主的带领下，多次与突厥交战，威名远震。这里除了透露此时的敦煌史姓可能有发配到敦煌的汉人以外，还说明了当时突厥与敦煌接触频繁，那么就为敦煌有阿史那姓的史姓人生活提供了可能。
三、唐前期的敦煌史姓人
唐代前期(608-786)是中国的全盛时期，此时有不少粟特人出仕唐朝，入质都城，唐朝的统一开放为粟特人创造了更好的经商条件，大量的粟特人开始在唐境经商和定居。这一时期敦煌文献中涉及的史姓人大量增加，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敦煌文献中有关此时期史姓的记载如下：
上表中的史姓人，有的明显是粟特人的名字，有的则很难从名宇上分辨族属。表中最有粟特人特点的名字要算“史拂那”和“史罗吉”了，这两个名字显然是粟特文直接音译过来的，没有汉文的意义。我们知道，粟特人迁居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分批分次的，有的是个人行为（如经商），有的是集团行为（如聚众迁徙），所以他们的汉化就有先有后。笔者怀疑，史拂那和史罗吉两人定居敦煌的时间比上表中其他的史姓粟特人要晚，所以他们保存了鲜明的粟特名。
表中还有一类名字看上去很像汉文名字，又很难找出确切的汉文意思，如史万希、史了延、史苟苟、史皮子、史可了。这一类名字应该是稍有汉化的粟特名，对粟特人名的研究，现在有些薄弱。蔡鸿生先生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一书中，对一些粟特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提到“史了延”的“延”字是粟特人名中常用的词尾，“延”字在粟特语中作“礼物”解，兼有“荣典”“庇佑”之意。因此名中用“延”，就像汉人名中的“天赐”之类一样。“史苟苟”的“苟”通“狗”，在粟特人信仰的祆教中，狗是神圣的，所以很多人名“苟”。笔者以为，“苟”字不只在粟特人名中出现频率髙，在汉人名中也很常见，因为汉人认为起“贱名”容易养活，所以叫“苟”和“狗”的也不少。但史苟苟在从化乡生活，所以是粟特人。而史万希、史皮子和史可了三人的名字究竟是何含义，现在还不知道，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以上所说的两种名字都出于敦煌县，除史罗吉乡里情况不明外，都出自“从化乡”。前贤对从化乡多有论述，[w]从化乡是敦煌粟特人聚居的一个粟特乡，以安城为中心，还形成了一个以粟特人为主体的集市，其管理人员和行头几乎全部由粟特人担任。所以，上述两种名字的人都可以肯定为粟特人。一方面，粟特史姓居住的从化乡附近还有祆祠，与史姓一同生活的其它粟特人也同样是音译的粟特名字，这里的粟特人保留了较多民族特点。另一方面，这些史姓人被编人差科簿，显然巳是唐朝的国民，同样要服役。从P-3559《唐天宝年代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的具体内容来看，史拂那逃走，史万希和史了延没落(被俘或失踪），史苟苟、史皮子和史可了为土镇兵。从整体上来说，差科簿中“从化乡”这部分的编写比起前几个汉人乡都要简单，只是将粟特人的基本情况分类，然后将名字写入；而不像记载慈惠等乡那样，除人名外还记了年龄、勋官等情况。
在P.3559《唐天宝年代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中，除了上述的两种音译名的粟特史姓人以外，还有史君德、史怀信、史怀协、史神力、史神通五位史姓人。他们生活在慈惠乡，而不是从化乡。这些史姓人不在从化乡，而与其它汉人共同生活在慈惠乡，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们被与汉人一样对待，人籍；那么他们就可能是汉人或汉化的粟特人。从他们的身份来看，有上轻车都尉、白丁和上柱国。可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巳有了唐赐的勋官。值得注意的是，史神力还有堡主的身份。唐代的中亚粟特，大小城邦星罗棋布，按其形制，可分为都、城、堡；与其对应的就是官制中的三级称谓，也就是国王、城主和堡主。那么史神力的堡主身份，很可能代表了他原是粟特人，接受唐朝的勋官，并被封以相应的粟特官职。所以史神力和史神通兄弟更可能是汉化的粟特人。
下面我们来看看表中其他的史姓人。
大谷2835《圣历二年前后敦煌县勋荫田簿》记载的是敦煌县敦煌乡当时勋荫田的具体情况，如亩数、四至等，张善护的六亩勋田东临史文盛，西接行感，南连宋阿六，北至王仁威；从文书现存部分记载的只有张善护和索行通二人的勋荫田，文中涉及的人名都是汉名，姓氏也多是张、宋、王、索、吴等汉姓，那史文盛也是汉人。前已提及，唐代敦煌的粟特人依然保持聚居的状态，比如说主要居住在从化乡，而且往往所耕种的土地也在一处，而史文盛在敦煌乡，又与汉人的田地相接，所以他应该是汉人。
P.2592、P.3354、罗振玉旧藏、S.3907、P.2547v《唐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中，与史胜明同卷书写的有张、宋、刘、李、阴、徐、程、杜等汉姓，同书虽然有“大野奴仁”和“董突厥”之类，似为少数民族，但为数极少，也有曹姓人，但或是汉人或是已经汉化，从各个方面都很难看出粟特特点。所以史胜明，很可能是汉人或是汉化的粟特人。
366《唐天宝十载前后沙州敦煌县退田簿》中，史仁的田在敦煌县城东，史尚的田在城北二十里无穷渠，史政的田在城东五里忧渠，三人的田地都在敦煌县城附近，而且与他们田地毗邻的都是汉人，所以这三人都是汉人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前已提到，史罗吉的名字是音译的，他的田地在寿昌城西，与之相邻的有曹姓和安姓的的田地，这为他是粟特人又多一佐证。
四、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史姓人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唐王朝急调安西、北庭、河西兵屯陕，河西、陇右精锐遂被抽空，所留者兵单势弱。广德元年(763)，吐蕃乘机攻下大震关、尽陷兰、河、廓、鄯、临、岷、秦、成、渭等陇右之地，安西、北庭、河西与中原隔断，吐蕃沿祁连山北上，次第攻陷凉、甘、肃、瓜各州。贞元二年(786)，[11]在被围十一年，粮械皆竭的情况下，敦煌最后与吐蕃结城下之盟，从此陷入吐蕃。
关于吐蕃时期敦煌粟特人的研究不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池田温先生认为，粟特人作为一个聚落“在八世纪末吐蕃占据敦煌时就基本消亡了，其中有势力的人有的归还了本国，有的散入回鹘势力圈内或其他地方，剩下的一些粟特人后裔则依附于汉人的寺院”，成为寺户，“在后来的文书当中再未能见到有关粟特人活动的记录”。[12]二是许国新、姜伯勤、陆庆夫等先生都认为吐蕃时期的敦煌有大量的粟特遗民存在。[13]
针对这一情况，郑炳林、王尚达先生撰文专门论述此时敦煌的粟特人，[14]并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如“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仍然居住着大量的粟特裔民，以敦煌的安城为中心散布于诸部落，其从事着商业、手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经济"、敦煌佛教教团中有许多粟特名僧、粟特大姓与敦煌大族通婚、敦煌粟特人在吐蕃瓜州节度使和敦煌地方政权中担任要职等。郑、王两位老师的文章中，单纯根据姓氏来判定族别，只要是昭武九姓的姓，不论是否有同姓的汉人，都统统归人粟特人中，这是一大问题。但敦煌的粟特人应该远远多于同姓的汉人，所以上文中主要结论还是对的。
从敦煌文献的记载上看，吐蕃时期的确仍然有许多粟特后裔在敦煌生活，其中当然包括一些粟特史姓人。但除了粟特史姓以外，有没有史姓汉人或者突厥人？此时敦煌史姓的情况见下表：
上表的史姓人的名字没有明显的粟特特征，他们中有僧人、信徒、普通百姓和寺户。
S.2729《吐蕃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算使勘牌子历)》的时间为788年，这是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吐蕃人论悉诺罗以算使的身份登记敦煌僧人的手实，也就是“勘牌子”。将这件僧人的牌子历与世俗编户的牌子历相比较，僧人的牌子要简单得多。与其他吐蕃时期的文献一样，这里记载的敦煌每一座寺院的僧人都是由多个民族组成，而且他们的名字写在一起，没有固定的顺序，也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