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横扫河西，对沙州战事长达近二十年之久，敦煌的佛教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大量僧人参加战争，莫髙窟洞窟的开凿均因战争而先后不得不中途未竟而止，多达二十多所洞窟，如有莫高窟第23、26、32、33、44、47、91、115、116、117、126、129、166、176、179、180、185rt188、199、202、205、216、218、225窟等。[⑷战争使得佛教耐以存在的物质和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中西交通中断也使得佛教交流和佛经的传布无法正常进行，况且吐蕃杀虏成性也动摇了僧人们的信心，因此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在信仰世界等，均在吐蕃战事面前使得敦煌的传统佛教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恐慌之中。尽管吐蕃是个佛教政权，但毕竟在具体的宗教派别上和沙州佛教有别，正如后来的“吐蕃法诤”一样，他们对汉人佛教并不是十分支持和赞同的。在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敦煌石窟中见不到有吐蕃人作为供养人或功德窟主而开建的洞窟，似乎表明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吐蕃又是一好战而较为野蛮的游牧民族，杀虏成性，与佛教本意相背。综合多种因素，当时敦煌人们特别是佛教界，似乎感到了一种危机，有似于“未法住世”思想流布的情形，故而我们在《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看到几乎诸品均有即为该经主旨思想的护法思想贯穿全卷，处处教人们如何归敬三宝，如何护持流通供养《金光明最胜王经》，如何进行财施和法施（特别强调的是法施）。更为重要的是经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的如何恭敬法师之事，因为法师是佛教的代表人物。经中对国王人王的种种利益诱惑和要求，是对佛教前途的如意算盘。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经所表达的护世护法思想，所有的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便是怎样护法的问题。护世与护法二者是相符相承的，谁也离不开谁。由此可见吐蕃统治敦煌之初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绘制是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的，是有意而为。
借助施萍婷先生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查阅敦煌遗书中的敦煌历代写经，发现在占敦煌遗书总数目绝大多数的佛经写本中，除过《大般涅盘经》、《妙法莲花经》、《大乘无量寿经》等之外，《金光明最胜王经》与《金光明经》（主要是《金光明最胜王经》)是较多见到的佛经写本，共计有一千多条目，数量可观，如此大量的《金光明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写本，弥补了洞窟壁画相应经变画少见的不足，也说明了该经信仰在敦煌历代的盛行非同一般。其实《金光明最胜王经》以“众经之王”自称，又有着众生信徒所需要的各方面内容，强烈的护世护法思想，特别为人们承诺的无所不包的功德利益、福德果报的巨大诱惑，是该经必然要受到人们普遍信仰的客观条件。
下面我们对敦煌遗书中有关金光明信仰的条目作以简略索引：
P.366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有题记：
辛未年二月四曰弟子皇太子睢为男弘忽染痢疾，非常困重，遂发愿写此金光明最胜王经，上告一切请佛、诸大菩萨摩诃萨及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禄、土府、水官、行病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长、押门官、专使、可口蓝官，并一切幽冥官典等，伏愿慈悲救护，愿弘疾苦早得痊平，增益寿命，所造前件功德，唯愿过去未来在数生己来所有冤家、请主、负财负命者，领受功德，速得生天。
和P.3668有相同或相似题记内容的还有S.98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二》、S.688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二》、S.2981《金光明经卷第一至第四》、P.2203《金光明经卷第一至第四》、北184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七》。
《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特别强调了鬼神的地位，有杂密的性质，而在当时敦煌人的抄经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该经信仰极其复杂的一面，把《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和中国传统的道教神灵并民间鬼神思想相结合，因为作为护国护世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必然要和各种有相同功能的众神灵平等化。可以说《金光明最胜王经》可以满足信众的一切需求，因此被广为抄写供养。P.2274《金光明经卷第七》题记大中八年(8必）五月十五日奉为先亡敬写，弟子比丘尼德照记，比丘道斌写。”这种为亡灵及其活着的人祈福抄写金光明经的还有如S.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第一》（大唐光化三年900)、S.2469《金光明经卷第四》、S.428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七》、北161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三》、北1850《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辨才天女品十五之一》、北199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P.3425b《金光明变相一铺铭》、P.3425c《金光明最胜王功德之赞》、P.4886《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铺》等。作为莫高窟第154窟新出现的题材，除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外，在第154窟南壁西侧画有上下两幅佛教历史故事画，分别为毗沙门天王和观音菩萨、毗沙门天王与功德天女（或认为吉祥天女，或恭御陀天女）。烃过孙修身先生的的研究表明，此两铺与毗沙门天王有关的造像组合，完全表现的是于阗建国的两则历史故事。[15]古正美先生对“于阗和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有深人研究，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毗沙门天王信仰在于阒和敦煌二地的情形提供了最为清晰的线索，特别是于阒毗沙门天王信仰对敦煌影响的历史勾沉，弄清了敦煌佛教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让我们明白了敦煌毗沙门天王信仰与造像的图像学来源。古正美先生注意到《金光明经》是于阗长期以来所推崇的一部重要经典，而“《金光明经》对于阗奠定毗沙门天王信仰则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于阒广泛流传的于阒王系“毗沙门天王胤柞”的传说信仰，“一定是在《金光明经》及《四天王经》此类四天王护世经典出经之后才成立的信仰”。[16]因此古正美先生极力强调了于阒的毗沙门天王信仰与昙无谦译《金光明经》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无疑于阒的毗沙门天王信仰是建立在《金光明经》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在于阒《金光明经》的流传和毗沙门天王的信仰基本上是同步的，一直到公元十世纪于阒仍大力推行《金光明经》，曾在敦煌长期生活过的于阗太子从德曾就抄写过贝叶形于阒文《金光明经》（P.3513)。117]
对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古正美先生主要考察了“东阳王元荣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的赛天王活动”、“归义军时期曹氏家族的舭沙门天王信仰”等个三个问题，其中“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的赛天王活动”与本文所论关系密切。对于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另有郑阿财先生、谭蝉雪先生、张先堂先生等的研究。[18]无论是《天王文》、赛天王活动、天王堂、《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等资料，均是就敦煌本地的毗沙门天王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作了说明，鲜有人指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的思想来源，或是否受到其他地方相类信仰的影响，而有意思的是，这一问题正是敦煌吐蕃统治时期毗沙门天王信仰的最根本问题。虽然古先生一再敏锐地指出了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是受到于阒的影响所致，但是先生的论证仍显不足，无法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清问题的实质。我们在不否认敦煌传统的自西魏东阳王以来的毗沙门天王信仰的继续流传，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毗沙门天王信仰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源渊关系，或者说不能小看了于阒对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