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受到于阗强烈影响而引起的变化，其最显着者恐怕没有比大量于阗瑞像在洞窟壁画中的出现再明确的了。莫高窟中唐第231、237等窟西龛四坡所画各瑞像，经过孙修身先生的研究可知大多来自于阗，为于阗守护国神灵，或与于阗建国有直接联系的故事画。[19]瑞像图除外，在藏经洞写本中，同样发现有几份反映瑞像的榜题写本资料，如P.3033v、P.3352、S.5659、S.2113等，张广达、荣新江先生指出其主要反映的是于阆故事或与于阗有关的神灵。毗沙门天王与舍利弗决海，就是直接反映于阗建国的历史传说，包括莫高窟第154窟的两铺反映于阗建国历史故事的佛教史迹画。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是，这些有关于阗的瑞像和佛教历史故事画在敦煌的首次出现，是在吐蕃统治时期，即中唐洞窟壁画中。更为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于阗瑞像与佛教历史故事画中，又是以第154窟图像最早。荣新江先生指出，敦煌的于阗瑞像图的图本来源于于阒，或以粉本画稿传人，或以可携带绢画、纸本画类形式传到敦煌，再由敦煌的画家绘制到洞窟墙壁。
因此在于阗长期以来流行并信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及其思想，和于阗的毗沙门天王信仰、瑞像史迹画等一道在吐蕃统治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在敦煌上演。由于《金光明最胜王经》特殊的思想与经义，正好与敦煌特定的社会历史下人们的要求发生了契合，故而一开始便在吐蕃统治早期洞窟第154窟内同时画了两铺，强烈反映社会现实的需要。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金光明经信仰的流行也可以从当时在敦煌的吐蕃髙僧法成曾把该经翻译介绍入吐蕃而透露出相关的信息。吐蕃统治时期活动于敦煌一带的着名吐蕃僧人法成（又名管法成），和昙旷一样是当时着名学问僧，法成通晓汉、藏、梵文，一生译着颇丰。由日本学者上山大峻和中国藏学家王尧先生对吐蕃髙僧法成的专题研究，表明法成在敦煌从事译经事业开始于中唐时期，而由敦煌的藏文写本可知他所译经中就有义净译十卷本《金光明最胜王经》，[22]似乎反映着正是因为当时沙州信仰并流行此经，故而法成才把其作为一重要佛经介绍翻译成藏文本，和我们的研究是一致的。同时也表明了吐蕃统治时期吐蕃本土同样流行并信仰《金光明最胜王经》，这种影响也可能对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的佛教界有一定的作用，或加剧了《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在敦煌的流传。
不仅如此，根据黄文焕先生的研究，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汉文佛经是以隋唐时期最为流行的五部大经为主，如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华经》及《维摩诘所说经》，这是汉文写经的情况。另据黄先生研究藏文写经亦如此。[23]
以上这些均从一个角度和侧面暗示着在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并流行的一面，是当时沙州佛教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黄颢先生在对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进行讨论时虽略有注意，但并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24]当然黄先生的论述主要是对当时佛教的一个全面的综述，而不是对某一个问题的专题讨论。
关于《金光明最胜王经》，还有一个问题尚须引起注意，那就是《金光明最胜王经》本身所具有的密宗的特色，这一点也表现在该金诸品如《无染着陀罗尼品第十三》、《如意宝珠品第十四》等中的咒语即“陀罗尼”，大量的陀罗尼咒的存在和被强调，无非意在表达一种禳灾祛祸的思想，这也是密宗的最为基本的思想和教义，也是和本文所探讨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所表现的护世护法护国思想性质相一致的。而事实上《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译者义净本人也是中国密宗的早起贡献者之一，如他所译有关密宗的经典有《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经》、《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等十余部，是唐时译密宗经最多者，他本人所生活的时代又要比被誉为“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密宗大师要早。
《金光明最胜王经》所体现的经义和佛教思想，除以上所述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即《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特别是在《梦见金鼓忏悔品第四》《灭业障品第五》等品中所阐明的“忏悔”思想，行“忏悔法”也是该经对信众的要求，而忏悔本身毫无疑问是对行恶事与所行恶事的反对与教化，是对心灵的净化，与佛教基本教义是相一致的。而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存在及其所表现的忏悔思想，戴密威先生早已有所提及，[25]行忏悔在当时的敦煌是存在并流行的。事实上正如前文的研究，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吐蕃统治所造成的人们的普遍反对与物质与精神的负担，人们在通过《金光明最胜王经变》而寄予护世护法护国的思想之外，又通过此经表达着一种忏悔的思想，人们对当时的现实不仅认为有着自身需要忏悔的一面外，又曲折地要求吐蕃统治者也要忏悔自身，不要过于苛刻为政，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注释
[1]施萍婷《金光明经变研究》，《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414~455页。
[2]施萍婷《金光明经变研究》，(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第418、419页。
[3]施萍婷《敦煌莫高窟经变画略论》，《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经变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7页《敦煌莫高窟经变画统计表》。
[4]敦煌研究院编《敦撞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
[5]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髙窟洞窟分期研究》，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植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6]施萍婷《金光明经变研究》，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18-262页。
[7]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分期研究》，《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第196页。
[8]沙武田《S.P.83、P.3998《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试析》，《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17-26页。
[9]沙武田《S.P.83、P.3998《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试析》，《敦埠研究》1998年第4期，第26页。
[10]李永宁《敦煌石窟全集本生因缘故事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2、225页。另在莫高窟中唐较晚洞窟第231、237窟西龛屏风画有“舍身品”内容，同样应属故事画，而非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表现形式。
[11]殷光明《试论末法思想与北凉佛教及其影响》，《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89-102页。殷光明《北凉石塔》，台湾觉风文化艺术基金会，1999年。
[12]杜斗城《北凉译经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86-194页。
[13]{大正藏》第16卷，第404M54页。本文所引有关《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内容均系出自该卷本，下同，不再单独注释。
[14]沙武田《莫髙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之初探》，《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14一18页。
[15]孙修身《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
[16][新加坡]古正美《于阒与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4-66页。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商周出版，台湾，2003年，第457~497页。
[17]张广达、荣新江《于阒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第98、99页。
[18]郑阿财《《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与敦煌地区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253-263页。谭蝉雪《敦煌祈赛风俗》，《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61~67页。张先堂《唐宋时期敦煌天王堂寺、天王堂考》，(“二十一世纪敦煌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中华自然文化学会等，台湾，1999年12月，第94一103页。
[19]孙修身《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
[20]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阒》，（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第212-279页。
[21]荣新江(略谈于阗对敦煌石窟的贡献》，《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67~82页。
[22][日]上山大竣{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的研究》，《东京学报》(京都），第38期，1967年，第133-198页；第39期，第119一222页。吴其昱《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传考》，《讲座敦煌7敦煌与中国佛教》，东京，大东出版社，1984年，第38314页。王尧《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文物》1980年第7期，第50~57页。
[23]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2期，第60页。
[24]黄颗《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藏族史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法]戴密威着，耿升译(吐蕃僧浄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