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他出了一本书，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的，现在是一本非常知名的著作，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如果你们愿意翻译这方面的书，在社会网络中非常有思维的，和我们国家的研究时间又相关的，我就极力推荐这本书。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可以翻译成《结构洞》，英文叫《Structure I-Iole》。这本书的第三章以后比较难翻，一二章和最后一章是比较好翻的。三章以后为什么难翻呢？因为用了大量的数学来解释他这个观点。
我想，年轻一代的学者可能是有本事翻好的，因为我知道现在清华、北大、人大，数学的训练是很讲究的。
他认为这个松网一定是产生社会资本的源泉。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源，而这种社会资源投入到个人行为当中是有盈利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在什么情景下，在怎么样的一个网络结构中，一个社会行动者可以借助这种网络资源使他盈利呢？他发现，密网肯定不行，松网肯定行。原因是，当A和B有关系，A和c也有关系，但B和c没关系的情景下，B和c产生的这个disconnection（无关联），他称其为A的洞穴。假如我们画出来的话，一个全联网是没有洞穴的，都有线，那么松联网是用虚线的，强联网是用实线的，但当有一个B和c不联网的时候，这条线没了，这个空缺就叫做hole，叫做洞，而这个洞是什么洞呢？当这个网络作为一个结构的时候，它就叫做结构洞，这个词就这样产生了，叫structural holes，问题在于这个structural holes，B和c没有关联，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就很少能产生了，因为你们俩都没关联。Ronald s.Burt却认为最重要的资源，社会资本的资源就是这个无关联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B和A，c和A有关联，他们信息是互通的，但B和c是不通的，这样就给了A两种优势。
第一种优势叫信息优势。当然，假设在台湾翻译的话，就会叫资讯优势。informa.-tion，都是一样的英语，台湾翻译成资讯，我们翻译成信息。我们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台湾叫质化研究、量化研究。我跑了几趟台湾，参加过例会，我才发现两边的词用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叫某某主任，那边叫主委。说起来这个词要是用不好，它还挺敏感的。
那么，第一种资源产生的就是A的信息优势，A的信息多了，B和C的信息就相对减少；第二种优势叫做控制优势。什么叫控制优势呢？因为Ronald s.Burt把所有的资源的形式归结于一个本质的资源叫信息，人情也叫信息，当A得到那个信息的时候，就可以控制它。怎么控制呢？可以控制这个信息何时握在手里、何时释放出去、释放给谁。因为A有这种结构优势，B和c无关联嘛，他就可以做这种事了。
当然我们听起来，他描述的社会网络挺恐怖的，是一个尔虞我诈的情形，是一个在经济竞争当中利用网络来获得自己竞争优势的情形。可是我们再冷静地想想的话，在世间，在资本主义世间，包括我们现在经济改革的今天，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我们抛开情感的这个因素，能不能理解这个理论，首先得冷静。他这个理论确实是这样，他就把这两种优势——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解释为A的社会资本。后来他又对这个理论进行了不断的发展，所以1992年出版的这本书你们可以读一读。
他对这理论的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什么东西我给忘了》，主要意思就是松网和密网究竟哪一个是社会资本。这是他对这个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发表在2000年的一本书里面。这本书的编者是林南和Ronalds.Butt。我在里边也有一篇文章，谈中国人吃饭、聊天这些在social—eating中叫做社交性的参与，怎样通过这些来达到争取自己的社会资源的目的。
网络资源观：从网络里把资源拿出来
最后一个网络观，叫做社会资源网络观或者叫做网络资源观。网络资源观，最主要的领军人物就是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教授。我知道林南教授“五一”在这儿已经做了讲演。大家可能跟他已经结识了，我不便太多地介绍他的理论，就介绍一点好了。
我想他的这种观点和华人社会是非常相关的。他认为：我是不是这个网络的成员，是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条件的。我参加什么样的一个网络，是密网还是松网，都可以，但关键的是我是不是有能力从这个网络里把资源拿出来，变成我投到自己行为当中的一个资源，这个时候才能叫社会资本。所以他特别注意网络资源的观点。
什么叫网络资源呢？意思就是说你在和谁打交道。我今天和周孝正教授打交道，我就占用了他的资源，有的时候可以借用他的实力，借用他的讲演，等等。我把周孝正请到某些场合来讲一讲，我们的身份也有个提高，是吧？所以，林南教授的概念是说，不但你首先要有一个网络成员，你还要到一个松网或者密网里研究自己与成员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从这里边拿到资源，这种资源最根本的性质可能是权力的，可能是财富的，可能是声望的，可能是信息的，可能是影响的，可能是人情的，等等。
但是，这种网络的资源是最终来定义社会资本的，这里有个研究上的难度。资本比较难测，相当难测。我们知道，成员关系比较好测，网络结构就比较难测了。你接触的这个五人之间是不是也相互说话啊？你～个礼拜吃几次饭啊？人家烦不烦啊，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所以这个网络的观点蛮好的，但研究比较难。网络资源就更难做了，你联系那个人的权力有多大啊？他挣多少钱啊？人家会问你怎么回事儿，你问我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要绕过需要直接问的一些问题，就得使用两种外集性的方法， 一个叫做定名法，一个叫做定位法。今天我不能展开说，只能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
定名法就是说，请你告诉我三个朋友或者五个朋友，名字就不要说了，我不听他们的名字，你告诉我他的特征是什么，男的，女的，多大年龄，哪儿工作，跟你关系如何，这个叫定名法。就是说，大家都挑出几个不同的人来，那么可能李楯教授那五个人，地位就比我这五个人要高。我就测出来了，他的社会资本高。就是这个含义。
这个定名还是有点嫌疑，可能大家不愿意填。定位法就是说，我干脆在一个社会里找出最重要的职位来。中国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是352个职业，这个我是数过的，因为我曾经做过经济声望的研究；而美国是530多个。所以说工业越发达的国家，职业数是越多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看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指标。而我们国家1982年和1990年是比美国低的，我估计2000年的职业数会提高到400左右。假定中国有400个职业，你在北京做的话，涉及300个，那么你在300个当中就随机地抽30个，10里抽1。抽出这30个之后，你可以拿出一份问卷来：在这30个里面你有朋友吗？有多少你就挑多少。然后把这30个排位，从高到低一排，就算出来你的社会资本量有多大了。
这个定位法我认为在中国是最有意思的，因为它抛开了中国人不愿意谈自己个人事情的顾虑，而这个职位你也不知道谈的是谁。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调查时得严肃点，他瞎谈，他瞎画，这个就挺麻烦的。对于瞎画，我们这个研究有办法。比方说搞四个不同的排列顺序的问卷，第一个问卷是从1排到30，第二个问卷从30排到1，第三个问卷是打碎了的，是1、3、5、7、2、4、6、8这样问他，先是奇数后是偶数，最后一个是先偶数后奇数的。这个从数学上来说，假定他是认真填的，而组群是随机抽出来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肯定是一致的，结果就不会有统计上的显著区别。只要有显著区别，那就是有人乱填了，有人出问题了。我们当然有一点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有的时候是在没有办法的条件下想出来的，是不得已，希望大家都能老老实实填。我们知道，西方人回答问卷，20分钟以后可能就不耐烦了，我们中国人比较耐心，儒家社会里的人比较耐心，可能是40分钟。所以，最好把我们要问的重要信息设计在40分钟之内，把那些不重要的安排在40分钟之外来完成。
这个网络资源观是很难做的一个研究。有意思的概念，难做的研究，但是我们有一些办法可以做。以后有条件的话，也许可以做个研究课题，我知道沈原教授他还有一些想法，可以在清华开辟一个社会网络研究的课题，我们可以详细讲一些东西。
市场经济没有改变中国关系文化的持续性
下面我再讲一下我在国内做的一个研究，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每一项实证研究一定要选出一个因变量，意思是说你想解释什么？我这个研究就想解释人们是怎样获得工作的。为什么要研究工作流动呢？因为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当中，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流动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得其位”，这样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如果我们可以让一个人的才华流动到一个适合的位置当中去，那我就知道人尽其才这一点我达到了。那么总体来说，社会的生产力就提高了，当然个人的工作满意度也就会提高。所以社会流动、职业流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一个指标。
但是在社会流动上有一个比较传统的理念，传统意义的解释理念就是人力资本观，含义是说某一个人张三流动到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另外一个人李四流动到一个很差的职位，原因是本事不一样。张三人家大学毕业，人家有专业技能，人家会用计算机；李四这些东西都不会，整个是一个体力工人，所以他就不行啦。这是人力资本观。人力资本观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正确。不完全在哪儿呢？它忘记了社会行动者是在社会网络当中生活的，社会网络关系给了他不同的资源，他借助的别人的资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信息资源获得是不一样的，人情资源获得是不一样的，以及朋友的帮助等等都很不一样。如果我们用社会网络资源，同时加上人力资本这个观点，来看职业流动的时候就发现，某一个人从一个职位流向另外一个更适合他的职位的时候，不但是由于他的本事，而且是由于他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地、合理地、理性地利用了自己的社会网络资源。所以网络资源的观点就产生了。我拿着这个观点来看国内，选了几个城市，城市的选择都是随机的，按照一种地区差异选择出来的。今天我不便展开了。你们看到的第一块展示，就有三个时代——1980年以前、1980年到1992年和1992年以后。1980年以前就叫再分配时代，1980年到1992年叫双轨制时代，1992年以后我就叫它市场化时代。这是比较粗的一个分法。
那么我们来一起看，时代不同，网络资源的利用也是不一样的。在三个时代里边，我们的数据中都有一千多个人曾经换过工作。我们知道，经济越来越自由，人们换工作的频率就越来越高；但是经济越来越不稳定，换工作频率也是高的。恰恰在我们国内经济状况的两种性质都存在，市场化和不稳定都存在。所以我现在不敢保证，从1980年到1992年以后，这个换工作的速率也有15％到20％的增长，究竟是市场化还是经济不稳定造成的？这个问题留在以后，你们再去解释好了。
那么下面这个框框是看这些换工作的人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换的？我在研究当中提了一二十个不同的职业，有开饭馆的，有做干部的，可是从理论概括上看基本上有三种渠道。
一个叫再分配渠道，主要是通过组织调动的。那么这个数字是迅速下降的。从。76％到10％，这说明我们中国在市场化，这很简单。
第二个是市场的渠道。这工作是他自己找的。那么，这个数字是在上升的，从15％多到60％。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来，中国是在市场化。
还有一个渠道就是网络渠道。这个工作是通过网络获得的。你们看看这个百分比也是在上升的，从46％一直上升到77％，上升的幅度还很大。
但从纵向的来看这三个百分比，这三个百分比可不是组合百分比。组合百分比要得出百分之百的，我这得不出百分之百。因为网络渠道，它可以是双向的、双重的。
它既是网络，又是市场；既是网络，又是组织。比如组织先给他分配了，但找什么地儿呢？又用了关系。所以，我就要重新计算这个百分比。
通过这个网络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真正是通过层级的，通过组织的流动，从49％下降到了4.4％，很低很低了，微不足道。那么第二个只是通过市场的呢，从4％上升到19％，这是蛮高的，但是总比例还是挺低的。再看看网络渠道，是从12％增长到31.6％。而这个网络渠道in market，意思就是说它是市场的行为，但使用了网络，这个从11％增长到4l％，而在组织内找的，从23％降低到4.4％。总的情形是，市场因素在上升，组织的力量在下降，或者叫分配的力量在下降，但是网络始终是一种非常持续的上升状态。这里面的学问就是看网络是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职业流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现象，需要我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