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达娜是我的语言老师，今年28岁，长得十分漂亮，身材在荷兰女人里算上乘。她这个人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一热血愤怒青年。这个热血主要表现在外部。其特征是不管天有多冷，她都一定恪守坚持穿超低领毛衣，坚持穿超短裙，坚持露出纤腰，坚持光腿穿丝袜的四项基本原则。其后果就是她的声音永远透着那么一股沙哑的性感或者带着浓郁的鼻腔拖音，再加上我们对话时为了沟通更快捷，她就会以大量肢体语言来辅助。我显然在这方面不如她，她讲一段话能翩翩起舞一段半，经常话都说完了手还没舞完，身姿曼妙可人。她能用身体表示很多内容，包括形容词。这样一来，她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更接近于明星了。
我们这个班，老师一名，学生一名。每周上三节课，每次一个半小时。没同学倒算了，连正经课本儿也没有，我俩实际上就是在聊天儿，说到哪儿学到哪儿。她是波斯尼亚人，这点很重要。话说她的故乡，她们族和塞尔维亚族打仗，打来打去不可开交。用她的话说，她的童年那叫一个惊险啊，基本上是在连绵战火中度过的。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展开。
经我要求，她把她们族和塞尔维亚族之间的打架过程讲了一遍，耗时一周，共计三节课。我讨好地说：你们有理。然后她又把她们族因战争受到的损害讲了一遍，又耗时一周。我附和地说：他们没理。我以为她能把我引为知己，但让我惊奇的是，她说起过去，语态平和，神情自然，说起塞尔维亚族也没有想象中的国仇家恨，义愤填膺。她更多的是感叹，感叹战争带来的灾难，感叹因战争失去的平静生活。她讲得最多的是她自己的生活，14岁就离开家乡，辗转求学，一步一步，直到现在。她的态度让我想起很多，想起过去的、曾经的、现在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为某些既成的事实或者暂时不能改变的现状而正在忽略属于个人的生活呢？
上课内容从战场回到了大后方。她开始提问：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你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以前的职业是什么？你先生的职业是什么？你爸爸是政府官员吗？我先生？我先生不就是一个化工公司的普通工程师嘛。我爸爸？我爸爸只是一个退休高工，怎么就扯到政府官员了呢？我不怪她问话问得不对，我只是感觉像针扎了一下。我说：你刚才说的我没听懂。维达娜是多么厚道啊，她显然没意识到能听懂波黑战争却听不懂你父亲是什么职业这两者之间有多么大的反差，直接就被我引到单词和语法上去了。后来我们很熟悉了以后，我问她为什么要问我爸爸是不是政府官员，她解释道，塞尔维亚族为了建筑防御工事，曾雇用了一大批中国劳工，这些中国人在那里集中居住，形成了一个中国城。她小时候经常看到这些人，她感觉我和他们不太一样。她说完以后，顿了一下，加了一句：他们都是中国的农民吗？我又被针扎了一下，我告诉她：我爸爸是农民，我也是农民呢，我爸爸的爸爸，爷爷的爷爷全是。她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的茶轻轻推到我手边。
前面说过，我是一个小心眼儿，不怪别人，是我自己的问题。她的话伤了我的小小的自尊心。我变得很敏感，像小兔子一样竖着耳朵，只要是我觉得小针又扎了，就马上声称这段话听不懂了，讲解也没用，还是听不懂，一个词儿都不懂。每到这个时候维达娜都会重复那个动作，轻轻把茶推到我手边。我猜她其实是理解的。
刚到荷兰的时候，我很苦闷。维达娜知道后，就热心地帮我从网上收集有关中国的新闻。小兔子反应无比迅速地一口回绝：不！颇有牛卖了之风。她却更得牛卖了真传，非要当这个雷锋不可：下节课上课的时候我把新闻从网上下载下来送给你啊。到了上课那天，小心眼儿就在家里装神弄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头疼，反正就是赖着不肯去。最后我的家长也就是我先生只好硬着头皮去替我请假。先生叹口气说：她也是一片好意，你自己太敏感了。
到了上课时间，我犹豫了半天，才不情不愿地去了。维达娜果真替我下载了新闻，存在一张光盘里。我淡淡地表示了感谢，下课时故意忘记带走。谁知我还遇上了一个较真儿的人，再上课时，她又拿出了那张让我头疼的光盘。我是下定决心要跟她拧到底了，我说看不懂，不认字儿！维达娜伤心欲绝，都叽里哇啦说了这么久了，学生竟然还停留在文盲状态。她当即就把光盘放到电脑里，准备逐字逐句地帮我学。我忘了，她的身份是老师。打开新闻，一眼看到的就是图片，我马上拉下脸说我不舒服，要回家。这一针扎得太深了。
随后就是近一个月的停课，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肯去上课，任凭我的家长磨破嘴皮，不管牛卖了对我说了多少遍“不行”，我就是不肯去，而且不说理由，一口咬定不去！不去！就不去！可怜的家长还专门到学校去解释了一番，说什么生活不适应啊，想家啊之类的鬼话。学校却认真无比，一定要找出理由来对症下药，是不是我们教得不好啊？是不是教学方法不适合啊？哪里不满意我们改！把家长逼得要跳楼。家长气急败坏，如果能打我一顿而不用被法院强制离婚的话，他早就下手了。最后一次谈心，我终于说出了原因。家长耐着性子教育我：维达娜的举动真的没有恶意，你别像个刺猬似的好不好？我打岔：我明明是兔子！不是刺猬！家长继续对兔子说：你让我怎么对学校说呢，这算个什么理由？维达娜可能因此被学校责怪，你想想人家一个小姑娘只身万里逃难来到这个国家，一个好好的工作就让你给毁了。别装了，我就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兔子无言了，想了一晚上，还是不要因为自己过于敏感的自尊心打了人家的饭碗，兔子终于同意回去上课，停课事件到此结束。
再次见到维达娜，她还是那么阳光灿烂，我知道是自己阴暗了，我还真不是个好东西。我们的谈话内容也开始生活化，时装啊，穿衣啊，吃饭啊。但是我心里的小阴影还是没有完全散尽，我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对她开展宣传和统战，她跟我讲欧洲我就讲亚洲，她讲莱茵河我就把地图拉过来给她讲黄河，她给我讲阿尔卑斯山我就给她讲三山五岳，她跟我讲西伯利亚我就跟她讲东北，总有办法把她拉回到中国。她说越南好风光我说那是你没去过广西，她说尼泊尔很神秘我说拉萨更神奇，她说香港是东方明珠我说那是我们中国滴。我们中国地方大了去啦，你要什么我有什么！总之她讲什么我都能找到介绍中国的机会，想想在国内的时候也没这么爱国爱家过。
我说我们中国面积是你们荷兰的200倍！重音放在200上。她笑了：不是我们荷兰，是他们荷兰。我有点悻悻然，不管是谁们，反正我们很大就对了。维达娜讲了一番让我很有感触的话，她说，你只是你，你不是中国，我只是我，我不是波斯尼亚，汉斯是汉斯，他不是德国，我们在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静下心来反省自己，是什么让我变成了一只刺猬？我的敏感确实过了头。又上课时维达娜给我带来了她家乡的图片，有风景如画的，也有满目疮痍的，她说战争破坏了她的童年，她更珍惜现在。
之后的日子我们相处甚欢，越套越近乎。就在我们幸福地奔向新生活时，维达娜又用小针扎了我一下，其实，人家没怎么我，是我自己往针尖儿上送的。上课时，我随口提到先生最近要去日本公干。这句话刚出口，维达娜很兴奋地说：日本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她用夸张的手势表示她对日本的好奇，对富士山的向往。我妒火中烧：喜马拉雅山给你讲了八遍，你怎么就没这个热情呢？她拿了一张小纸片，上面写了她的住址，请我先生一定要从日本给她寄一张明信片。我做出迷惑不解的表情：给我地址做什么？不懂哎。什么？日本？谁要去日本？我是说我先生的同事要去日本，你确定你没听错吗？哦，那肯定是我说错了。
看到维达娜失望的样子，我想：看来教育还是不够！你等着，下一节课就是上下五千年。我利用她的爱美心理，大方地把从西藏买回来的藏饰送给了她一个，条件是老老实实听我介绍唐古拉山和青藏高原。回国过春节，我还专门去买了英文的旅游图册送给她。（在我回国过春节时，她这个愤青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参加反战宣传了，把自己累了个面黄肌瘦。）我辛苦啊！要事先收集资料，提前备课，图文并茂，有声儿有影儿。有一天我手脚并用地费了半天劲给她讲八大菜系，她还是听得云里雾里的。我则很满意：谁让你多嘴跟我说中国菜的呢。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多日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维达娜开始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终于有一天，维达娜说出了我盼望已久的一句话：我想去中国！看到她眼中真诚的兴奋，我也总算是舒了一口气，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教育有成果更让人欣慰的呢？教育是一方面，其他方面我也不能放松。维达娜在和我评论人的长相时，说了一句：亚洲人长得都很像，不太好区分，但是日本人能看出来。这句话也让我记住了。凭什么看出来的？不就是脸涂得白点儿，嘴巴搽得红点儿，穿得讲究点儿吗？之后每次去上课，我都会在镜子面前忙乎半天，出嫁那天也没这么精心收拾过。为面子而战，我跟他们拼了！我打着爱国的旗号添置了不少行头还有化妆品。先生有一次拿起我的小粉盒随口问：还挺花哨嘛，这是什么牌子啊？我从镜子前转过头大声说：死要面子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