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继东朝屋外喊了声：“大鬼，进来！”
“大鬼”弯着腰走进来。肤色黝黑，脸上坑坑洼洼，有些变形，像是某种疾病的后遗症。
“去买盒烟！”李继东递给她10元钱。
转身出门时，“大鬼”朝我笑了笑，除了两颗门牙，嘴里的牙齿似乎都掉光了。
“她叫袁玉珍，‘大鬼’是我给她起的外号。”李继东一边说，一边把脚从拖鞋中抽出来，用脚指头按下地上的电源开关，立式饮水机发出轰轰的声音。
“她曾经是我们云南省名震一时的‘零星贩卖大王’，一天能赚十几万元，毒品就像菜一样，摆在她家门口卖。她有个儿子，小时候不小心被墙上的钢筋戳到脑袋里死了。她结过两次婚，两个老公都因为贩毒被政府枪毙了。她在‘道儿’上也算是狠角色，曾经一个人跑去平兴街买了20把手枪回澜沧县卖。她本该在监狱里服刑的，后来查出感染了，我就把她接了过来。”李继东递过来刚泡好的普洱茶，茶香醇厚。
“大鬼”买烟回来了。她望着我，我望着她，突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你觉得李继东这个人怎么样？”我随便问了一句。
“没有东哥，我早死了，我们这里的人也都早死了。”“大鬼”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说话有些紧张。她用右手在自己的左臂上不停地搓着。隐约，我看到了她臂弯里的文身。
“你那里文的是什么？”
“是我们拉祜族的文字。”
“写的什么？”
“幸福。”
38岁的“大鬼”感染的是艾滋病。
“上回‘大鬼’给她姐姐打电话，说想回去看看，被她姐姐拒绝了。她想不开，喝了好多酒，哭着要自杀，我去拉她的时候，手腕还被她抓出血了，我担心了好久，好在检测结果没事。”李继东头向后微仰，跷起二郎腿，轻描淡写地讲述着自己和这179名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二
回到稍早些时候。
一辆没有牌照的吉普车在山间盘绕而行。
“这里曾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也曾经瘴气横行，1919年曾有三万多人，到了1949年就只剩下一千多人了。不过，现在好了，因为盛产普洱茶，思茅市马上要改名为普洱市了……”从思茅机场到重生厂的一路上，我听着李继东，这个“2005年度中国民间十大禁毒人士”热情的介绍。
话语间，李继东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看看号码，皱着眉犹豫了一下，在接通前骂了句“他妈的”。
“局长，有事吗？……算了吧……噢……那好吧……下午来吧。”
“谁呀？”我问。
“卫生局局长，妈的，居然有脸打电话来！”
“他得罪你了？”
“跟我私人没关系，我是在生卫生部门的气，他们每年花国家那么多钱，却不作为！”
“怎么个不作为？”
“他们抽血检测，可结果只告知感染者，不告知他周围的人。你想，如果这些人再去传播怎么办，谁知道他们是感染者呢？这些人一发病，他们就去送药，感染者当然感谢，但花很多钱去延长这些人的生命，却不进行有效的监控，这些人又出去传播该怎么办呢？有个感染者的妹妹在2002年就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可2004年却生了小孩。我去卫生局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做她的工作劝她不要生？或是她坚持要生，为什么不给她做母婴阻断或是告诉她不要母乳喂养？这位局长说，生不生是她的权利，传播不传播是她个人的素质问题。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妈个逼的，你是畜生还是人呀？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么多？就是你们让很多普通老百姓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你们不作为！他当时被我说得不好意思，就说，‘保护感染者隐私权’是国家现在的政策，他们也没办法！晏记者，我只想问你一句，到底是少数人的‘隐私权’重要，还是多数人的‘生命权’重要？”
车窗外，茂密的山林里升起浓浓的雾气，宛如仙境。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三
从磨思公路出来，经过一家砖厂，拐进一个小桥洞，往前50米就是路的尽头。那儿有两扇铁栅栏门，门关着，但没有锁。前面立着两块圆牌子，白底红字写着“警戒”。
这里曾经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因为在磨思公路的高架桥下，刚开始，李继东叫它“磨思大桥下”，但现在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叫做“思茅重生厂”。
重生厂没有生产许可证，也没有税务登记证，因为这个“厂”不生产任何产品。
李继东按了两声喇叭，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飞奔过来，把门拉开。
“学员在干活呢！”李继东把艾滋病感染者叫做学员，“这里原来是一片没人要的沼泽地，后来我带着他们把地填平，挖了鱼塘，盖上房子，建起花园，现在，砖厂的人跑来说这片地是他们的。不得已，我就在门口竖上警戒牌，这叫‘保卫家园’。”
李继东带领我参观他所“保卫”的“家园”。他身材魁梧，面色黑黝，背有些驼，走路时手甩得老高，拖鞋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学员穿着短裤，赤裸着文满了各种图案的上身。他们之中有拉祜族、佤族、哈尼族……少数民族特征加之云南充足的阳光让他们呈现出诱人的古铜肤色。无论如何，这些体型健壮的年轻人都让人无法把他们和艾滋病感染者联系到一起。
学员们在盖房子。政府一拨钱，李继东就让他们“建设家园”。头发染得黄黄的小伙子们有的和泥，有的砌墙，有的蹲在一旁晒太阳。李继东路过时，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敬畏。他不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不会主动跟他说话。
“他们好像很怕你！”我说。
“必须让他们怕！这些人原来都是偷骗抢惯了的，他要不怕你，你怎么管理？”李继东点了支烟接着说，“有个老人在外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做同样的事情。我说，你是好心，但有好心未必能做成好事，给他们吃喝只是最简单的，你得随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这些人要是不怕你，聚在一起，将是特别危险的事情！”
那一次，几个感染者喝了整夜的酒，准备了三十多个啤酒瓶做的燃烧弹，准备去扔政府。李继东是在深夜一点赶到的。他往门口一站，看着这群衣冠不整、摇摇晃晃、眼色血红、充满愤怒的人。他们也看着他，场面一下安静了。他们抹着眼泪跪了下来。他们本打算在重生厂里悄悄地走完自己生命最后的旅程。可政府的人说，到李继东重生厂的人全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亲朋好友都知道了，于是，他们都很伤心，于是，喝了酒，做了燃烧弹……
“当时，我跟他们说，感染了就是感染了，这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去美国、去月球你们就没感染了？不可能的！虽然你们不能尽孝，但只要还平安地活着，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李继东讲话时有一种天生的霸气，有人说他长得像个土匪，也有人说他在“以暴制暴”，总之，关于他，有太多别人无法仿效的故事。
池塘边有一间小屋。门口拴着一只棕色毛的大狼狗。李继东带着我绕到屋子的另一面，那里有扇小窗户，借着微弱的光线，我见到屋子深处一个男人弓着身子，面朝墙躺在地上，旁边放着一个空碗。
这人曾经是个医生，得知自己感染之后，咬掉了自己的半根食指，接着就疯了。刚进来时，见谁咬谁，所以李继东只能把他关起来，每隔两天送一次饭。
“他姐姐觉得他可怜，跑来看他。他眼睛一鼓，上去就咬，还好，被我们的工作人员抓住头发，一把按在了地上。”李继东轻声说。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感觉有股冷风爬进了后背。
“我去跟检察院的人说，精神病院不收，公安局不要，我现在把人非法拘禁了，你们说怎么办吧？我是把人放了，还是给你们带来？他们说，你快去把他关好吧，你要把他放了，老百姓就得咬死我们！”
在一个被打得凹凸不平的台球案边上，李继东和我抽着烟。头顶上是高高的磨思大桥，汽车经过的呼啸声听上去有些怪异。李继东开始向我回忆他和他的重生厂。
四
李继东曾经是大老板，做过牛奶总代理，承包市政工程，生产预制板，开汽车修理厂……兴隆的生意，几百万元的身家。那时候，他甚至可以上午请朋友坐飞机到昆明吃顿午饭，下午再飞回来。2001年，李继东认识了杨明翔，杨明翔是澜沧县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杨明翔经常一连好几天待在李继东庞大的汽修厂里，那里复杂的环境很受毒犯们的青睐，是蹲点守候的好地方。一来二去，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杨明翔调到戒毒所当所长，就提议让一些戒毒人员到李继东的预制板厂工作。正常工人当时是500块一个月，吸毒人员他给四百五一个月。一开始，李继东以为自己赚了，可后来发现吸毒人员生产技能低，五个抵一个。碍于面子，又不好退回去，结果就有了重生厂的故事。
当时来了78个人。国家规定强制戒毒所的强制期是一年。期满的时候，35个人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这些人都处在社会底层，如果出去以后报复社会，后果不堪设想，当杨明翔表现出焦虑时，李继东说：“以我的实力，把这些人养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他没有想到的是，预制板厂的其他工人很快跑光了，预制板厂不再生产预制板。人们听说他整天和艾滋病人打交道，也不再喝他送的牛奶，不再给他工程做，甚至连汽车修理厂也没人来了。在人们眼里，他成了感染者，一些老朋友见面也不再和他握手。生意，一下子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