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的听证会叫了四批证人。第一批是一位金融专家和一位律师。这位金融专家曾经受聘当过这家保健品公司的CFO（财务总长），发现黑幕重重，决定向政府部门告发。这位律师代表几位名义被这家公司盗用来做广告的体育明星，正起诉这家公司的老板。第二批证人就是这位老板和他的同伙——《长寿杂志》的总编。这位老板叫布莱斯威尔（Glen Braswell），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因为卖保健品坐过几年牢，破产了。但放出来后重操旧业，这回学乖了，让客户把钱寄到加拿大，而实际上他的公司都在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下台的最后一刻，大赦了一批人，其中就包括这位布莱斯威尔，通过大赦销了他的案底。后来被报纸揭发出他是通过买通克林顿的小舅子才得到大赦的。这次他及其同伙是被用传票传唤作证的，也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不管主席问什么问题，都一概回答“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我满怀敬意地拒绝回答”。再问也没用，主席就让他们下去了，换了第三批证人，包括美国总会计室主管健康、教育问题的副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和两名医生，其中就有我提到的那位得州医生。这些人都作证我们现在对人类衰老的机制了解得很有限，还没能开发出真正能抗衰老的产品。市场上这些所谓保健品，都没有真正的用处。第四批证人是些政府机构的人员，包括FDA（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TC（联邦贸易委员会），FBI（联邦调查局），询问他们是如何打击假保健品的。
美国营养保健品（包括维生素、微量元素药片）的市场非常大，每年销售额据估计达270亿美元，消费者众多。布鲁主席在听证会的开场白就自称也在服用营养保健品。专家、医生在作证时，举例说明几种流行的保健品实际上都无效。布鲁听完证词后不由感叹，他们说的几种产品他都吃过、用过，原来他也是受害者，引起了哄堂大笑。显然，保健品骗局涉及的并不只是个别的公司，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按照美国的现有法律，新药要上市，取证的责任在厂家，必须向FDA证明确实有效才行，但是保健品上市前，不需要证明真的有效，不需要经过FDA的批准，取证的责任反倒是在FDA，要证明有毒，才能命令从市场上撤下。据美国总会计室副主任的证词，至今FDA还没有这么干过。但是保健品在做广告时不能胡来，不能把产品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的，否则FTC就有可能找上门来课以重罚。说明产品的作用时也要注明未经FDA证实，必须声明“这个说法未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定。该产品不试图用于诊断、治疗或预防任何疾病”。国内的保健品广告，还有美国中文报纸上的广告，就不管这一套了，乱做广告没人管，保健品被吹得比药还神，市场比美国混乱得多，受骗上当者也多得多。
看了这个听证会，我想起了发生在中国的另一个所谓听证会，也就是2001年2月22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由中国保健科技学会举行的“中国核酸类物质应用与健康相关产业发展”听证会。虽然号称是听证会，其实是广告会，叫的都是自己人，是为了向媒体宣传核酸有营养，对抗我们对这一骗局的揭露的。他们也找到了一批院士、教授出席其“听证会”为骗局保驾，所以我说这是中国的生物化学家在对中国的公众作伪证。同样是商业骗局，美国的厂家就找不到学术界的人来为他们捧场，相反地，却有学术界的人不断地站出来揭发他们。所以，在美国，卖假保健品只是纯粹的商业骗局，谈不上学术腐败。但是在中国，却不仅是商业骗局，更是学术腐败，是商业骗局与学术腐败相结合。
美国国会在中国的对应机构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中国的人大常委似乎还没有举行听证会的规定、做法。如果中国的有关部门也要举行听证会的话，美国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第一要公开，感兴趣的公民都可以参加或收看；第二要中立，正反双方的证人都要叫到或允许主动作证；第三要宣誓，为自己的证词担当法律责任。只有这样，听证才是真正表达公意的场所，才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而不是走过场做表面文章，更不是涂脂抹粉、掩过饰非的广告宣传。
2002年2月2月
在美国看电影
一
1997年据说是美国电影的独立制片人年，几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除了一部《竭力卖乖儿》（Jerry Maguire），都是独立制作的。没有大牌影星，没有天文数字的制片经费，没有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的撑腰，在出名之前也就无法在主流电影院上映，而只能送到特殊的小电影院去。偌大的密歇根首府蓝星市，就只有这样一家名叫奥迪恩的小电影院，专门放映外国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其他为主流电影院所不屑的电影，但不放成人电影，也就无法像成人小电影院一样买卖兴隆，倒闭过好几次。在我到蓝星市的第二年，奥迪恩又面临倒闭，在报上呼吁大家支持，说是只要每年能筹到两万块钱就可以维持下去。最后是成立了一个“奥迪恩之友”的俱乐部，交一百块钱的会费就可全年免费看电影。大概拉到了一两百名会员，终于没有再度倒闭。
当我搬到奥迪恩的附近，开始频繁光顾它的时候，它已经渡过了经济难关，无须再吸收我这样的“之友”了。其实我每年交给它的钱是大大超过一百块钱的。这个坐落在集市广场上的小小的电影院，也在扮演着民族文化俱乐部的角色。每当放中国大陆、台湾的电影，就会聚集起一堆中国人，放巴西、墨西哥、古巴电影，是一堆南美人，与中国人一样熙熙攘攘，真成了集市了；看法国、意大利电影的，则是白发苍苍、温文尔雅的老头、老太太们。像我这样独来独往的电影世界公民，一定不多，否则奥迪恩也不会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
虽然自诩为世界公民，其实还是有所偏爱的。从中国大陆、台湾进口的电影是场场不落，虽然看完之后是失望的多，下一次还是心甘情愿去失望。有一次看的是黄建新根据贾平凹的小说改编的《验身》，没见中文报纸吹嘘过，去看的中国人也就不多。贾平凹号称是小说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却是司空见惯的老套路，看了头就知道尾，情节的可预见性正是犯了电影的大忌。阴差阳错，放映的时候却在中间放颠倒了顺序，变成了长工和老板娘未过门就守寡的儿媳妇先上床再恋爱，玄乎乎地倒让观众觉得有几分东方的神秘色彩。我实在不愿意在第二天见到当地报纸的影评因此对此片赞不绝口，在电影结束后便去向经理说了，结果是得到了两张下一部电影的票作为补偿。我其实乃是电影世界中孤独的看客，更愿意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品味另一个世界的悲欢，一张票也就足够了。
离开蓝星的前一夜，从生化大楼开始，沃森演奏厅、图书馆、雪松河乃至北京快餐、美孚加油站、迈耶超级市场，这些五年来与我息息相关的地方我一一去告别，最后来到了奥迪恩门前，正遇上最后一场电影散场，只见稀稀拉拉走出了几个人，突然感到一股生离死别的悲伤。
纽约的罗切斯特也有这样的一座电影院，名字就叫“小剧院”，据旅游手册的介绍，竟也算是罗切斯特的一景。我到罗切斯特找住处的时候，朋友便带我到那里去看了张艺谋的《摇啊摇》，但此后的一年半，我却再也没去光顾过。这座小剧院不幸处于市中心的正中心，而我对夜晚上市中心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只好敬而远之了。轰动一时的《英国病人》原先就是在小剧院独家放映的，也未能吸引我冒险一顾。等此片得了奥斯卡大奖，在各大影院纷纷上映，我才就近找了一家看个新鲜。结果就像电视《善菲尔德》（Seinfeld）中的伊蕾恩一样，此片的冗长、虚假让我如坐针毡，之所以没有像伊蕾恩那样愤而离开，而枯坐了近三个小时，乃是因为整个影院只坐了我一个人，我很慈悲地决定让这部获奖影片放完。
圣地亚哥应该也有这样的电影院吧，但我却连打听的兴趣都没有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夜晚已成了可有可无。
二
前面说到成人小电影院买卖兴隆，不过是设想之词，并没有切身的体会。刚到美国的时候，接机的同学带我到纽约市的时代广场见见世面，走累了却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歇一歇的。同学说，这里唯一一个我们花费得起的地方，就是花五块钱进成人电影院，要坐多久可坐多久。我倒是跃跃欲试，他却不好意思了。当晚我就离开了纽约市，这一个可以亲身体验成人电影院的机会就此失之交臂。随着录像机的普及，成人小电影院肯定是没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么兴旺了，像蓝星、罗切斯特这种中、小型的城市是否还有这种小电影院，很值得怀疑，毕竟，一两个人躲在家里看成人录像要比跑到红灯区在大庭广众之下看成人电影要体面得多。
但我却有过一次很体面地在大庭广众之下看成人电影的经历，这得归功于罗切斯特大学学生会电影组一个很奇特的习俗：每年春天刚来临时要在学校的电影院放一部硬核的成人电影。买完票，还要验看证件、象征性地搜搜身才放人进去，煞有介事。这是我长这么大看电影第一次被搜身，至今也不明白为何要搜身。观众要比平时稍微多一些，还三五成群地坐着不少女生。我见过资料说，看成人电影的几乎都是男性，校园大概有些例外。开始放演员表的时候，每出现一个名字，观众便是一阵起哄，想必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明星了。电影本身自然没什么看头，无非是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情节连缀起一串性行为场景，所有的台词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句，动作单调机械千篇一律，并没有因为拿到学校电影院放映就能高明多少。我感兴趣的是观众。当一个又一个特写镜头，真正是如柱如洞扑面而来时，引发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呢？男生们是默不做声，女生们却是狂呼乱叫：“天啊！”“真肮脏！”“停下来！”大约是借此才能释放内心的紧张吧。而当屏幕上精液喷射的一刻，屏幕下也跟着一大哄，让我想起小时候第N遍成群结队地去看《地雷战》公映，在日本鬼子踩上地雷的一刻，从观众中爆发出来的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这与其说是在欣赏电影，不如说是在参加一个热闹的宣泄性集会，从古罗马的狂欢到现代的摇滚音乐会，都属此类。而我是这集会中的外人，他们在看电影，我只能在看他们。
三
罗切斯特大学放的电影一张票两块钱，校外影院放第二轮电影也是这个价钱，而且音响要好得多，因此除非是像放成人电影这类特别节目，我是很少在罗大的校园内看电影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电影也是这个价，但另有一个好处：花五块钱买一张通票，整个学期就都可以免费看电影了，每周三四部轮流在四个礼堂放映，其中两个礼堂就在生化大楼的附近，晚上的实验只要有两个小时的间隔，就可以溜出去看一场电影。在密州大的五年，也就成了我看电影的黄金时代。
这么一场一场地看下来，对电影在美国大学生中的行情也就了如指掌。最受欢迎的是迪斯尼的动画巨片，看别的电影准时去就行了，看迪斯尼的电影却要提前去排队入场，去晚了就没了座位，刚得了奥斯卡大奖的电影都未必有这样的吸引力。与此相反的是外语片，除非是刚得了奥斯卡外语片奖成了名片，每场往往也就只有几个人在看。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美国没有配音翻译，看字幕太累，未必是由于美国大学生对国外漠不关心。好莱坞拍的以外国人为题材的影片，像《喜福会》，还是很受欢迎的，许多女生还有备而来，拿着一盒纸巾进场，准备在里面痛哭一场。我却没能在《喜福会》中找到一个能感动我的场面，毕竟，它是为美国观众拍的。
在校园看电影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看到在外面看不到的经典名片。比如密州大搞过一次希区柯克电影周，在放《教父》下集时顺便把上、中集也拿来放了一遍，等等。像这类大手笔，以前只能通过录像管窥，受了大屏幕高清晰度的震撼后，才越发明白对这类电影，录像与电影的差别，远大于快餐与宴会的不同，因此我也就很少光顾录像店，既然大宴不断，又何须快餐果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