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院院士选举则完全是秘密进行的。由某个院士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材料也是由提名人写的，候选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提名了。与中国院士候选人厚厚的一大本材料不同，美国院士候选人的材料要求很简单，一份简单的履历和不超过250个单词的学术成就介绍，以及不超过12篇的论文目录。候选名单分别交给相应学科的院士初审（美国科学院共设31个学科分支）。各个学科的初审程序可能都不一样。初审结果交到高一级的学部（共有6个学部）委员会合并，根据各个学部的名额产生学部的候选人（人数为增选名额的150%），由于名额限制被淘汰的候选人则在第二年自动成为被提名人。然后候选人名单送给全体院士投票（对投票有一定要求，比如每个学部至少要选多少人）。根据投票结果产生等额候选人名单，在每年4月底开院士大会时，对名单集体表决通过。然后再通知当选人，当选人同意了，才正式成为院士。
中国院士候选人名单是公开的，美国则是秘密的。公开有助于舆论监督，然而也使得候选人能够去搞活动拉选票。对美国院士选举来说，没有接受舆论监督的必要，因为他们有比较正常的学术环境，造假者能骗过同行院士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中国当然是另一回事了。中国院士的选举自始至终是分学部进行的，而美国院士选举只是在提名阶段分科进行，正式的选举是全体院士投票。分学部选举的优点是选举人都是同行，对被候选人的学术成就都能有更专业的判断，缺点是选举结果容易被少数人操纵。
美国院士选举程序非常复杂而烦琐，选院士因此成了美国科学院的主要工作，这让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最终忍无可忍，愤而放弃院士，因为他看不出有何必要要隶属于一个把主要时间花在选举院士上的机构。搞这么一套烦琐费时的程序是为了尽量保证选举结果的公平。但是即便如此，美国院士选举结果有时也会引起争议，争议最大的是著名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一直没能当上院士。萨根其实也是一个有很高学术成就的天文学家，其成就获得同行的认可。在院士选举时，天文学分科的院士都投票给他，但是他给其他分科的院士的印象却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科学家，不愿把票投给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他就一直选不上。作为弥补，美国科学院授予萨根“公共福利奖”，表彰他在科普方面的贡献。
但是这毕竟是少见的例外。总体上，美国院士的选举是公平的，至少比中国院士的选举公平得多。两国院士的选举程序各有利弊，不正常的选举结果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美国院士仅仅是一个崇高的荣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唯一的特权大概是有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论文的便利），当不上院士也没有利益损失，当上了还有放弃的。中国院士则不然，一旦成为院士，就俨然成为“学霸”，手上掌握很大的学术权力和大量的学术资源，没当上时孜孜以求，当上了从未有人放弃过。正是与权力的结合让中国院士成为了一块很多人不择手段想要攫取的肥肉，也让院士选举成为了各个部门相互争夺、利益分割的结果，候选人的学术成就如何反而是次要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再好的选举程序也会出现不正常的选举结果。
2011年9月14日
大学校长应该对谁负责
以“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为号召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自筹办以来就一直处于舆论的旋涡，力挺者众，质疑、批评者也众。这场争论近日达到了高潮，曾被邀请为南方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又先后退出的三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发表公开信，猛烈批评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把南方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节制度，南方科大还没有实质性开办就已经问题重重，等等。
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南方科大没有受到任何体制机制上的审视、质疑、监察和问责，并与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做了对比。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任命了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这就使得校长本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偏离与学校定位不同的办学轨道，更不能为所欲为。
实际上，不能说不存在对南方科大校长的问责和监管。校长由谁任命，他就向谁负责。朱清时是深圳市政府任命的，他就由市政府问责和监管。很快要成立南方科大理事会作为管理机构，校长由理事会聘任，也就由该理事会问责和监管。那么，一旦南方科大理事会成立，就能做到如三位教授所说的“政府本身完全抽离了直接对校长遴选、任命和监管的环节”吗？不能，因为理事会的理事是由市政府聘任的，理事长是由市长或市长委任的人员担任的，校长实际上仍然是向市政府、市长负责。
在这种框架下，校长本身就是政府的行政人员，“高校去行政化”就只能如三位教授批评的那样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深圳市公开选拔南方科大两名副校长，规定了是正局级，朱清时校长自己就是副部级了，与国内名牌大学的行政级别并无不同。虽然南方科大号称要以“教授治学、学术自治”为原则，但能否做到，完全要看深圳市政府的度量，它能够制定这条原则，也可以随时破坏这条原则。由市政府授予的，也随时可以收回去。
国内名牌大学都立志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就是想要赶超美国的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美国也有公立大学，为什么它们就没有行政化，就能保证做到“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就是因为政府管不了校长，校长不对政府负责，而是向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的成员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而是全民选举产生的。以密歇根州的公立大学为例，每个大学都有一个由8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任期8年，每隔两年由全州选民选举出两名理事。校长由理事会遴选、任命，向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向选民负责。州政府管不了校长，也管不了理事会，无法干预学校的管理、运作，学校也就可以保证“教授治学、学术自治”。
美国还有私立大学，其体制实际上与公立大学相似，都属于非营利机构，也是由理事会遴选、任命、问责校长，差别在于理事会成员的产生方式，例如哈佛大学的理事会（监管会）是由校友选举产生的。这与中国的民办大学不一样，中国民办大学实际上是某个人或某几个股东的私有财产，在美国也有这类大学，属于营利性的“私有大学”，在社会上都很没地位，和中国民办大学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一样。
只要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的问责机制和权力基础，中国的大学就只能要么办成官僚机构，要么办成商业公司；大学校长要么当官，要么经商，目前还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2011年6月22日
如果电视台不插播广告
中国电视节目起初是没有广告的。电视广告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一开始只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播出少量的广告，后来在节目当中也插播广告，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把节目搞得支离破碎，以致有“在广告中插播节目”之讥。现在有个地方卫视为了政治和地方形象不播广告了，又成了新生事物。
20年前我初到美国时，当时国内电视还都是通过天线收看的，只可以收到几个台，也还没在节目中插播广告。而美国已有了有线电视，有几十个频道可供选择，但是广告也多，每大约15分钟甚至更短就要插播一次几分钟的广告。为了迎合电视直播时插播广告的要求，美国篮球比赛分成了4节，每节12分钟，而当时其他国家的篮球比赛都是分上下两场（现在当然也都实行美制了）。也有个别频道不插播广告，但是要额外收费，例如收费电影频道HBO。
但是有一个频道，公共电视台PBS，却既不收费也不插播广告（只在节目开始前有赞助商的简短广告），而播出的节目又以科普、教育、纪录片、新闻调查等精品为主，很符合我的口味，成了我收看最多的一个频道。特别是其中的科普节目，制作更是精良，比商业化的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都更为优秀，只可惜这些节目都没有被中国引进。
既不插播广告，又不收费，PBS的收入从何而来？一部分（约15%）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也就是联邦税收；一部分（约25%）来自地方政府和公立大学的资助，也就是地方税收；剩下的部分（约60%）属于私人捐助，主要是观众捐款（约25%）和企业赞助（约15%），还有基金会的资助等。观众交会费的形式的捐款成了PBS最大的一笔收入，因此每年有一段时间，PBS就会中断常规节目，以播出特殊节目的形式进行募捐。
收入的来源决定了电视节目的取向和品位。以广告收入为主的电视台，由于广告费与收视率挂钩，必然一味地追求收视率，力图吸引最广大的观众，会导致过度商业化和低俗化。PBS就没有收视率的压力（在2010年之前其节目甚至不参与收视率排名）。它虽然从联邦政府拿资助，但是美国《公共广播法》禁止联邦政府干预或控制节目内容，只是要求对有争议的内容必须做到客观、平衡报道。因此其节目的内容和质量主要决定了观众的捐助，而愿意交会费的观众属于受过较好教育、较为富裕的人群，相对来说欣赏品位也比较高。PBS之所以能保证节目的质量，能播出一些在商业台无法看到的高品位节目，其原因就在于既避免了商业化，又必须对有较高欣赏能力的观众群负责。
中国电视台的收入基本上以广告收入为主，节目成了商品，为了推销出去必然要迎合最广大观众的口味，低俗化难以避免。即使是所谓“科教频道”也有低俗化的倾向。不播广告的电视台则全然由政府资助，必然要符合政府官员的意志，节目又成了宣传品，难以被观众接受。中国电视能否走出商业化和政治化之外的第三条路，PBS也许能给予启发。
2011年8月10日
美国“克莱登”大学入侵中国
克莱登是英文人名Clayton的译音，也是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附近一所大学的名字，该大学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却是一所很正规的州立大学，在1998年曾经以给每位学生配备一台手提计算机而轰动一时。不过，这所大学在中国鲜有人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克莱登”是另一所要老得多的皮包“大学”的名字，出自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在小说中，主人公方鸿渐在欧洲留学，未读学位，回国之前，花三十美元向在美国的一位爱尔兰裔骗子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方鸿渐回国后到三闾大学当教授，惊讶地发现同事中居然也有一位“克莱登”大学的“校友”。这位名叫韩学愈的教授还不慌不忙地告诉他真有“克莱登”这么所大学，而且还是不错的学校。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还真在美国冒出了一所像模像样的克莱登大学出来。
我当然不是要介绍这所克莱登州立大学，而指的是那些靠卖文凭赚钱的皮包大学。钱钟书在写《围城》时，美国大概已经有了这种大学。“克莱登”大学在美国并没有绝迹，而且有越来越兴旺发达的迹象。最近我还收到用电子邮件发来的“克莱登”大学的招生广告：“无须考试、上课、课本或面试。可提供你选择的专业的学士、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文凭。无人会被拒绝。为你保密。现在打电话，几天内就得到你的文凭！电话号码是……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包括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可打电话。”方鸿渐的时代还要信件往来好不麻烦，现在则打一个电话，等几天文凭就到手了。这则广告没有标明价格，可能还可以讨价还价。有的“克莱登”则是明码标价，比如“美国形而上学神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Metaphysical Theology），在其网站的第一页就是价格表：博士学位：＄199，硕士学位：＄159.99，学士学位：＄99.75。考虑到通货膨胀，和方鸿渐的时代价格倒是差不多。不过现在竞争更激烈，应该还可以找到更便宜的。
之所以有“克莱登”的存在，是因为有市场。虽然“克莱登”的文凭在美国的价值也就是一张印刷精致的纸，但在墙上挂一张文凭，在名字前面写上Dr.（博士），还是能一时蒙住某些人的。不过一般的人也没有必要这么干，所以这个市场在美国并不大。在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文凭事关工作、职称、晋升、官职，几乎成了生存的必需品，而中国又不允许本国“克莱登”大学的存在（虽然正规大学在中国也卖文凭，那属于另一回事），存在一个“生态空间”，何况洋文凭难辨真假，于是美国的“克莱登”大学便乘虚而入了，挂着函授大学或网络大学的招牌掩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