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片的出现吸引了上层社会的观众，电影不再只是下层劳动人民和新移民的娱乐了。相应的，电影院的环境也大为改善。1914年，百老汇出现了首家专放电影的豪华的“电影宫”。两年之后，全美国就有了两万一千家电影宫，完全取代了五分钱剧院。对电影宫的观众，不能再用短片打发了，而必须提供正片，而且最好每周都能有新片上映。为了保证电影的产量，因斯（Thomas Harper Ince）借鉴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流水线生产方法，创建了制片厂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每一部影片的产生都经过严格的计划、预算，最后由厂商批准。制片人（一般也就是电影公司的老板）监督电影制作的整个过程，再把这个环节打碎分成几个步骤，交给不同的专业人员分工合作，流水作业。电影作为艺术品，本来应该是导演个人的创作，但是在制片厂制度下，导演只不过是制片人所雇佣的许多技术人员中的一个，电影是制片人指挥下的集体制作的产品。这样，电影就不再是艺术品，而是工业品。作为工业品，最重要的是要能卖得出去。作为商人的制片人，他们所关注的是电影的商业价值而不是艺术价值，制作电影的目标不是艺术追求，而是迎合观众的口味。制片厂制度就是试图使电影生产标准化、规范化，要保证每一部电影都有市场，任何有风险的大胆的艺术探索都是不允许的，最多只能在已被观众接受的模式上略作改进。因斯在1924年就去世了，但是他的这一整套制度却被继承了下来，为好莱坞的各电影公司所一致采用。除了卓别林、斯特劳亨等继承了格里菲斯特立独行的创作传统的个别导演的作品，好莱坞所产生的电影从此不再有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而且可以很方便地分成几大类型：历史片、西部片、歌舞片、冒险片、喜剧片、言情片、犯罪片、科幻片。这些类型影片在观众中大有市场，也就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这时候电影制作的成本也直线上升，进入二十年代后，好莱坞每部正片的造价平均20万美元，1925年出品的《宾虚传》（Ben-Hur）更是花了400万美元，这样的开销，也只有制片厂才负担得起。不愿向制片厂制度屈服的导演，除非像卓别林那样财大气粗，要不就只能失业了。对电影艺术的探索在美国几乎停止了，格里菲斯只在欧洲才有传人。
独立制片人联手扳倒了电影专利公司后，相互间又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竞争。那些在竞争中获胜的公司成了垄断电影市场的新霸主，先是派拉蒙，然后是米高梅、福克斯、华纳兄弟、环球、哥伦比亚，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在二十年代就已从无名独立制片人中脱颖而出，牢牢地建立了其霸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的电影业，原来先进的欧洲电影从此一蹶不振，美国电影业乘机大发战争财，好莱坞的电影被推销到了世界各地。到了二十年代，世界各国所放映的电影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来自好莱坞，好莱坞成了世界电影之都。
叛将斯特劳亨
在好莱坞制片厂制度的压制下，有艺术个性的导演最终都难逃被消灭的命运。在二十年代，为导演的独立性主唱挽歌的是格里菲斯和曾是他的助手的斯特劳亨。与格里菲斯不同的是，斯特劳亨的重要作品都是在制片厂制度的重压下顽强地、挣扎着完成的。他的艺术成果，也都无可挽回地被制片人所糟蹋。
埃里克·冯·斯特劳亨（Erich von Stroheim）出生于1885年9月22日，是奥地利一位犹太衣帽商的儿子，1906年从军官学校毕业后移居美国。到美国后，自称是奥地利贵族，在姓前面加上了“冯”。他最初在一家百货商店打工，住在破旧的旅店里。在那里，他无意中发现了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弗兰克·诺利斯（Frank Norris）的小说《麦克提格》（McTeague），一口气把它读完。以后他会不时地想起这部小说，并一直想把它改编成电影。但他在从影之前，又换了几样工作，都是打杂。1914年，他在一旅游点当向导时，得到一位贵妇人的赏识，资助他五百美元，他就去了好莱坞。到了好莱坞，正碰上格里菲斯要拍《一个国家的诞生》，需要有人帮助设计军服。斯特劳亨既是裁缝的后代，又在军中混过，干这项工作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就这样进了格里菲斯的摄影组，并在片中扮演了一无名角色。第二年格里菲斯拍《党同伐异》，斯特劳亨就成了他的助理导演，同时还继续当群众演员。不过，斯特劳亨的表演才能是在别的导演手下才得到表现的。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美国拍了许多丑化德国的宣传片，“德国贵族”斯特劳亨有了用武之地，专门在这类电影中担任反面人物，扮演普鲁士军官，成功地塑造了这类“让人憎恨的人”，小有名气。
但是斯特劳亨的志向却是当导演。尽管他与格里菲斯的关系从来就算不上亲密，他却以格里菲斯的真正传人自居。在给格里菲斯当助手的时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格里菲斯对细节的重视和对人物的刻画。他决心要把格里菲斯的写实主义风格发扬光大。1918年他参加了格里菲斯《世界之心》的拍摄之后，自称从格里菲斯的电影学校毕业了，该自立门户了。他开始向环球公司的老板不断地推销自己写的剧本，请求由他来导演，为此甚至在老板的家门口搭了帐篷住在里头。公司老板实在受不了他的日夜纠缠，终于答应让他当导演试试。1919年斯特劳亨导演了第一部电影《盲目的丈夫们》（Blind Husbands）（他同时也扮演主角），一下子也成了让制片人憎恨的人：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用于排练、艺术设计和剪辑，大大超出了预算和时间安排。但是这部电影很叫座，斯特劳亨也就可以继续把导演当下去。此片对人性的阴暗面前所未有的深刻刻画，也为斯特劳亨以后的电影定下了基调。1922年他拍摄此片的姐妹篇《愚蠢的妻子们》（Foolish Wives），对导演权力的滥用也达到了顶峰：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拍这部电影，其成本按他自己的说法是73万美元，环球公司则说花费超过了100万美元，是预算的四倍。为了拍摄此片，他在环球制片厂的场地按原大小仔细重建了蒙特卡洛赌城。由于环球制片厂的场地不靠海，为了拍摄蒙特卡洛赌城的海滨背景，他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海岸又把该赌城重建了一座。斯特劳亨斤斤计较布景、道具的逼真，有时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甚至要求扮演奥地利轻骑兵的演员们必须穿军队规定的内裤，尽管这些轻骑兵在影片中并不会脱下制服让观众看到内裤。他最后交给公司的，是长达六个多小时的版本，公司派人把它删掉了三分之二才发行。这部电影很受观众欢迎，但是它的高额成本却使票房利润接近于零。第二年，他拍另一部电影才拍了五周，花费又超过了预算，环球公司再也无法忍受，把他解雇了。
斯特劳亨大手大脚地花钱追求完美的恶名虽然已传了开去，但是他拍的电影到目前为止都很受观众欢迎，因此他再找个导演的工作并不困难。他去了米高梅公司，于1924年终于实现了把《麦克提格》改编成电影的梦想，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贪婪》（Greed）。斯特劳亨力图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翻译”这部小说，花的钱虽然只有《愚蠢的妻子们》的一半，最后交给公司的，却是42盘长达九个多小时的电影——他已经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做剪辑才得到这个结果。这个版本，只在公司内部放过一次，在公司的压力下，斯特劳亨勉勉强强把它剪到24盘。米高梅公司把该片没收，让另一位导演动剪刀，把它剪到18盘，还不满意，最后发行时只剩下了10盘。米高梅公司把剪下的部分销毁，回收胶片中的硝酸银。其结果，这部片子显得很不完整、不连贯，但是即便如此，它的威力仍然是不可抗拒的，仍然是电影史上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电影。当时看了此片的导演，都说深受启迪。原来电影还可以这样拍，可以如此细致地表现人类的行为，如此深刻地揭示人类的内心，其成就，堪与十九世纪杰出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相媲美。然而，此片对人类贪婪本性的不遗余力的揭露，却不为当时的观众所喜，在票房失败了。
在为米高梅公司拍了一部商业上非常成功的《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之后，1926年斯特劳亨去了派拉蒙公司拍摄《婚礼进行曲》（The Wedding March）。1928年剪辑此片时，斯特劳亨又与派拉蒙公司发生争执，坚持要发行长片，未获允许，他离开了派拉蒙公司，受电影女明星格罗里娅·斯丸逊（Gloria Swanson）及其赞助人约瑟夫·肯尼迪（约翰·肯尼迪之父）之雇拍摄《凯利王后》（Queen Kelly）。这次与独立制片人的合作也以失败告终，其原因还是由于斯特劳亨的完美主义作风：拍到一半时，他命令男主角要按剧情真的把烟油唾到扮演女主角的斯丸逊身上。斯丸逊撂担子不干，再加上由于成本太高，以及担心通不过审查，肯尼迪将斯特劳亨解雇了。斯特劳亨的导演生涯至此结束，此后他仍干演员老本行，在欧洲和美洲之间来回奔波，一面写剧本，一面当配角演员。
1948年，格里菲斯去世时，斯特劳亨兔死狐悲，在悼词中悲伤地说：“如果你是在法国，曾经在五十年前写过一本好书，画过一幅好画，或是导演过一部杰出的电影，而自那以后再也没能做出什么成就，你仍然会被视为一位艺术家，获得应有的荣誉。人们会对你脱帽致敬，叫你大师。他们不会忘记你。但是在好莱坞，只有你的上一部电影是好的，你才算是好的。如果你三个月未出作品，你就会被忘得干干净净，不管你曾经取得了何等的成就。”但是好莱坞之外的人并没有忘记他。在斯特劳亨死后的第二年（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来自26个国家的一百多位电影历史学家投票评选历来12部最佳电影，《贪婪》一片即以得票第六而入选（得票最多的是《战舰波将金号》，其次是《偷自行车的人》、《淘金记》）。电影史家以这样的方式为斯特劳亨盖棺定论了，尽管他们所看到的《贪婪》，不过是原版的20%，原版的伟大，只能想象。多年以来，一直有传闻说，原版的《贪婪》并未被销毁，而是藏在米高梅公司的某个秘密角落。但愿这是真的。
独行侠卓别林
据环球公司的老板的说法，斯特劳亨对胶片有恋物癖倾向，所以拍完了电影才舍不得剪辑。其实，若要在导演中评选胶片恋物癖，卓别林（Charles Spencer Chaplin）更为够格。这并不是说卓别林也舍不得剪辑，事实上他动起剪刀来毫不心疼，他的一些作品，完全可以名列删剪最厉害的电影，比如《城市之光》（City Lights）的最后版本，就只是原胶片的一百二十五分之一。卓别林的问题是，对这些删剪下来的部分，他都舍不得丢弃、销毁，全都细心保存起来。更要命的是，即使是排演，卓别林也要拍摄下来，而且往往在排演之前他还没想好怎么拍，只好一遍遍地试拍。《城市之光》这部电影，总共拍了534天，其中有368天是用来拍流浪汉查理和卖花的盲女初遇这一场戏。卓别林拿不定主意怎样才能让失明的卖花女误把路过的流浪汉当成富翁，没关系，开机了再说，重拍了一遍又一遍，拍到第342遍时，卓别林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查理横穿交通拥挤的街道，被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拦住了，走不到人行道上去，他便钻进轿车，从另一个车门出来。在人行道上的卖花女听到了下车、关门的声音，误以为他是轿车的主人，卖给了他一朵花，收下了他的最后一角钱，两个人的友谊就此开始。对这些试拍的胶片，卓别林也都给保存了下来。这类报废的胶片越堆越多，到了1946年，卓别林新雇用的经理背着卓别林下令把这些胶片销毁，以便腾出地方。那位自1910年起就一直担任卓别林的摄影师的托勒罗（Rollie Totheroh）急急忙忙跑去向卓别林报信，这些胶片才被抢救了下来。托勒罗知道，记录卓别林的表演的每一尺胶片，有如伟大作家的手稿，都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