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郎官是皇帝的宫廷侍从，数量很大。他们既是皇帝的仪卫，也是一支武装力量。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创设期门军，也隶属于郎官系统，归郎中令掌管。期门通常没有员额规定，多至千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又设羽林军，选调陇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家世清白的农家子弟）充当，性质类似期门，员额有700人之多。羽林、期门都是保卫皇帝的禁军，属于南军系统的长从军队，装备精良，训练严格。汉代名将多出于羽林、期门，可见这两支禁卫之旅在全国军事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武帝后来又取从军战死者的子孙养于羽林军中，从小就加以严格训练，号称羽林孤儿，以此加强宿卫力量。
为了加强卫戍京师的武装力量，汉武帝又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七校尉，常驻京师及其附近。七校尉都统领于中垒校尉。中垒校尉由中尉属官中垒令演变而来，它与七校尉合称八校尉。八校尉的官秩均为2000石，属官有丞和司马。这八支部队的分布和职能如下：中尉掌北军垒门内外，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专掌位于长安西南郊上林苑的苑门屯兵，长水校尉掌长安西北郊的宣曲胡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射声校尉掌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八校是全国军队中的劲旅，其中胡骑、越骑尤为重要，西汉时统领者多为皇帝的亲信。每校兵力约有数百人至千余人，是从地方或少数民族中选募来的常备兵。
汉武帝扩建南北二军，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武备。从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这些重内轻外的措施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征和年间（公元前92—前89年），卫太子受幸臣江充的诬害，被迫起兵诛江充等人。汉武帝听信谗言，以为太子谋反，命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太子派囚犯如侯持节调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结果如侯被侍郎马通捕杀，反而被马通将骑兵引入长安，参加平乱。太子又持节召北军使者任安发兵，安受节后却闭门不出。太子无奈，只好驱赶四市百姓数万人与丞相所率部队作战，交战五日，结果兵败自杀。
◎故事感悟
显然，卫太子起兵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他未能成功地控制南、北二军。否则，双方成败未可知，历史的发展或许是另一种格局了。由于汉武帝创建的“重内轻外”的军事体制切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所以后世的皇帝无不奉之为圭臬。
◎史海撷英
刘邦斩蛇而起
传说刘邦当年在大泽里放了刑徒后，带领剩下跟随他的十几个人逃亡。这时，前面负责开路的人回来告诉他，说前边有条大蛇拦路，没法通行。刘邦喝得有点醉了，训斥说：“我们这些勇猛之士行路，有什么好害怕的！”他分开众人，自己到了前边，见一条蛇横在路中间，便拔出宝剑将蛇一剑拦腰斩断。
又走了一段路后，刘邦觉得头昏，便躺在路旁休息，也等等后边的人。一会儿，后边的人赶了上来对他说，在路旁看见有一个老太太在哭，问她原因，她说有人把他的儿子杀了。又问为什么被杀，她说她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刚才变成蛇，却在路边被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才如此难过。大家当时觉得老太太说谎，但老太太忽然就不见了。
此后，刘邦带着人到处逃亡，但每次吕后都能找到他。刘邦很奇怪，就问妻子是怎么找到他的。吕后说，他藏身的地方常有彩云缭绕，所以很好找到。
当然，这些都成为了刘邦达到一定目的而编造的故事，使周围的人敬畏而依附他，以至于到后来，刘邦身后会集了周边地区的青年，被人们称为沛中豪杰。这时的刘邦，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借口了。
◎文苑拾萃
秋风辞
（汉）刘彻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汉武帝儒家法家兼用治国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
张汤（？—前116年），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幼时喜法律，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后补侍御史，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用法主张严峻，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缉，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汉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
西汉初年，朝廷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执行与民休息政策，国家安定。到汉武帝时，情况就有了变化。
汉宣帝刘询自小被养育于民间，对民生疾苦有相当的了解。他即位后，致力于改进地方的吏治。吏治的澄清，需要有制度和法律的保证。《汉书·宣帝纪》赞语中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然而，批评他的人却以为当时“方今圣道寝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他所立的太子刘奭对乃父的作风和治国方略也颇有微词：他见宣帝所重用的都是一些精通文法的官吏，并且好用刑法约束臣下，于是常常在宴席上找机会对父亲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很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当时儒家治国思想被认为是行王道，而法家治国思想被认为是行霸道。生气过后，宣帝不禁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的话是有道理的，汉家的制度确实并非纯任德教，而是以“霸王道杂之”。不过，这种治国手段始自汉武帝时，汉初与秦朝固然不同，儒家及其思想有所复苏和抬头，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是以黄帝、老子相标榜的道家，治国的手段也是采用“无为而治”，儒家的德教礼义只是一种点缀。至汉武帝即位后，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汉武帝推崇儒术，甚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并非重用儒生纯任德教，而是依靠那些有才干的文士和精通法律的刀笔吏。汉武帝将原始的儒学改造成一种儒术，于是，流于空谈的儒家思想就成为实际运用的治国手段。他把儒术看成是一种装点，用来掩饰当时严酷的法治。
汉武帝即位后，招纳文学儒者，大臣汲黯很不以为然。一天，武帝跟他谈起这些事，汲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这句话，揭露了汉武帝“外儒内法”的实质，可谓打中了武帝好儒的要害。武帝勃然变色，当即拂袖而去。
武帝的“外儒内法”，从他重用公孙弘和张汤也可以看出。公孙弘是一名儒生，可是他比董仲舒要幸运得多。董仲舒是汉代的儒学大师，他对策所上的《天人三策》深受武帝的赏识。但是，他只是理论家，缺乏实际的统治经验，因此毕生官运并不亨通，后来为推演灾变还差一点儿被武帝治罪处死。
公孙弘早年当过狱吏，到40岁后才学《春秋》杂说，他的儒学修养并不高。但是，他懂得趋时奉势，讨好皇帝。他在对策中巧妙地把刑法和礼义结合起来，把原本被人们看成互相对立的这两种统治手段统一起来：“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也。”结果大受武帝赏识，特地把他从下等提为第一名，拜为博士。
每次朝会时，公孙弘只表达个人的看法，让皇帝自己拿主意，从来不当面与武帝争辩。武帝认为其品行慎厚，又熟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于是在一年中将公孙弘提拔为左内史，最后竟封侯拜相。西汉王朝以布衣拜相者公孙弘是第一人。公孙弘升官的秘诀，就是用儒家的经术为文法吏事作缘饰，这一点深合武帝崇儒的真意。
与公孙弘异曲而同工的是张汤。张汤是个典型的治狱吏，由于他精明强干深受武帝信任。他任廷尉时，廷尉府重用的都是文史法律之吏。后来，张汤碰上一件很棘手的案件。处理的结果总是不合武帝的心意，属下的掾史不知如何是好。恰巧府中有个地位很低的儒生名叫儿宽的，从中出了一点主意，掾史立即依照他的意思写成报告，呈递给张汤。张汤上奏武帝，武帝一看就知道非一般俗吏所为。张汤体会武帝的用心，于是学习儒家经典，并且重用儿宽为奏谳掾，即专门用经义来处理疑难案件，从而形成一种以《春秋》决狱的风气，实际上是假借经义来秉承和执行武帝的意旨。《汉书·张汤传》说：“是时，上方乡多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谳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挈令，扬主之明。”
公孙弘虽是儒生，但他对张汤由衷钦佩。而张汤重视儿宽，他虽是法家人物，却深知武帝用心，还是用儒家词句装点门面。
◎故事感悟
汉武帝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实质上却是儒法兼用，公孙弘和张汤是深知个中玄奥的。所以汉武帝以后的各代君主多效法这种治国之术。
◎史海撷英
张汤死后留名
张汤在任职期间，得罪了丞相府的三任长史即朱买臣、王朝和边通，他们串通起来诬陷张汤，汉武帝果然认为张汤心中险诈，当面撒谎，便派使臣带着簿籍以八项罪名指责张汤。张汤不服，一一予以否认。于是，武帝又派赵禹责备张汤。
赵禹见到张汤后，便责劝张汤说：“阁下怎么这么不懂分寸呢？您审讯处死了那么多人，如今人们指控你的事情都是有根据的，圣上很重视你的案子，想让你自己妥善处置，为什么还要多次对证呢？”
于是，张汤上疏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的功劳，从刀笔吏起家，因得到陛下的宠幸而官至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我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于是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500金，都是皇上赏赐的，此外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诬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于是便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了，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武帝知道后，感慨地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于是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也被迫自杀。汉武帝很为张汤的死惋惜，便晋升了他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
◎文苑拾萃
咏史上·张汤公孙弘
（宋）陈普
张汤绝似公孙子，一样奴颜裹祸心。
不赖汲生如日月，汉廷谁与破幽阴。
陆逊为政清明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陆逊（183—245年），本名陆议，字伯言。汉族。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历任吴国大都督、上大将军、丞相。吴帝孙权之兄桓王孙策之婿，世代为江东大族。他于222年率军与入侵东吴的刘备军作战，“猇亭之战”中以火攻大破刘备的蜀军，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积极防御的成功战例。后因卷入立嗣之争，力保太子孙和而累受孙权责罚，忧愤而死，葬于苏州，至今苏州有地名陆墓。
文武之道，贵在一张一弛。三国时期东吴的陆逊文武双全，不仅是一位军事家，也是一位政治家，深知“张”与“弛”的奥妙。如果说陆逊在旌旗蔽日、杀声震天、尸横遍野的拼死鏖战中所表现出来的睿智值得浓墨重彩地渲染，那么其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及高瞻远瞩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孙权据有江东而历三世。从父孙坚创业、兄孙策开辟江东根据地，至孙权殚思竭虑以图稳固江东政权，这一政权在每一历史阶段都不得不仰赖江东士族的合作。在建成政权巩固统治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江东吴郡顾、张、朱、陆四大姓的土著豪门和南渡的张昭、周瑜、鲁肃等江北世家大族是孙吴政权仰仗的主要力量。这些世家大族不仅在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左右孙吴政权。当时，顾、张、朱、陆四大姓做郡吏的有一千余人，陆氏一家就出了两相、五侯、十余个将军。为了保证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利益，吴国实行了“领兵制”和“复客制”。这样，世族地主的经济利益在得到保障的同时，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强化。
面对江东大族地位的不断攀升及权势的日益膨胀，陆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深知“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理，一直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注重减轻百姓负担，重视与民休息。
陆逊早年在海昌县担任屯田都尉一职时，就鼓励督促农民搞好农业生产和桑蚕的养殖，使当地百姓受益匪浅，生活有了保障。不久，海昌一连几年大旱，饿殍累积于路侧。其他官吏置若罔闻，唯陆逊据理力争，力排众议，开启官仓赈济贫民，由此深受人民的爱戴。
由于陆逊善于抓紧农业生产，会稽太守淳于式曾上书揭发陆逊不正当地征用人力和物力，给所在地区造成不安。此事传到陆逊耳里，陆逊只是一笑。后来，陆逊到了京城，向孙权称赞淳于式是一名优秀的官吏。孙权听后很惊讶，说：“淳于式向我告发你，你却向我推荐他，这是为什么？”陆逊说：“淳于式的意思是让百姓们休养生息，所以告发我。如果我又来把他指责一通，扰乱您的视野，是不可取的。”孙权听后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