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后期，王教授的注意力转向明清戏曲，他选择的突破口则是《琵琶记》与《桃花扇》。他对《桃花扇》作了认真的校勘和注释之后，又写了“校注前言”，他在这篇论文中，从历史剧创作的发展全局来考察《桃花扇》的价值，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了他的一贯主张：搞研究，切忌空疏抽象，游谈无根。而应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微观剖析，再进入宏观掌握。所以他无论研究王实甫还是孔尚任，都是以此为基点，脚踏实地，扩展到对戏曲发展的全局都作了透彻的了解。
王教授已经1990年退休了。但他退休以后，依然坚持研究。清晨起来，就坐在书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审阅批改校稿。老年人嘴角容易流涎，他怕弄脏书稿，就戴上口罩伏案写着、读着，耕耘不辍。
王季思教授对待学生始终是诚恳无私的。即使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龙钟老者，但他诚以待人的心更是“老而弥坚”。他对后辈送来的论文、论著逐字批阅，圈圈点点，连标点也不放过。他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所藏的资料，随便让门生们翻检、借阅。他对学生的关心、教育，可以说是终身的。
陆定一同志的夫人严慰冰，1934年曾在江苏松江女子中学读书。当时王教授曾给她上国文课和历史课。后来严慰冰在题为《五十年如一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批改作业很认真，好句子打双圈，错别字加上框框。”“我1982年离休后，偶尔为报刊写些短文，老师看到后，他还像50年前一样，仔细为我批改。刊物字小，排得又密，老师因患白内障视力太差，特用另纸抄过，将刊物与改件用挂号信寄给我。”这种诲人不倦的诚挚精神令人感动。
1979年春节，王教授到学生宿舍去探望学生。当他了解到同学们对一位任课老师的教学颇有意见时，就默记在心里。使同学们料想不到，他这位系主任在新学期开始上该科第一节前，他竟先颤巍巍地走进教室，诚恳地对同学们开导说：“大家对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任课老师遭遇坎坷，他20年没有教课。今天，他能走上讲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上课铃响后，这位任课老师来到教室时，看到同学们十分安静，又看到作为前辈的王教授准备听他讲课时，不禁一怔。在讲课中，王教授几次走上讲台，亲手替他擦黑板。开始他有点手足无措，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下课时，同学们一齐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他却对着王教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搀扶着老人家，一起离开了课堂。同学们当时被这情景感动得眼睛湿润。从此，大家对这门功课听得特别用心，任课老师也越来越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过了许多年，同学们还常常谈到那幕动人的情景，同学们从王教授身上看到了他那“诚以待人”的美德。
1981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一书，登载了王季思教授的一篇自传。文章末尾，他加上了一段“附记”，说明传文是助手整理的，评价很不全面，因而他着重补写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传文对我过去走过的弯路，如在学术上贪多务博，主次不分；在历次运动中的随风俯仰，缺乏主见等，没有指出。尤其是我到大学教学后，安于书房生活，脱离广大群众，反映现实的诗歌与散文也写得越来越少。这是应该作为切身的教训来向读者说明的。”
◎故事感悟
上述故事说明王季思教授对己是何等的正直坦诚啊！世上有的人极力粉饰、美化自己，而王教授却勇于向读者自我解剖，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真是难能可贵。
◎史海撷英
风华正茂王季思
1929年大学毕业后，王季思便到浙江省立十中，后到江苏松江女中执教。在松江的6年中，王季思积累了研究元曲的大批资料。抗战爆发后，淞沪沦陷，王季思匆忙南归，在永嘉投身到抗日救亡工作之中，深入农村、山区宣传，并支持妹妹静香与外甥陈桂芳赴太行山参加八路军。后又去处州中学任教，写下了大量的抗战诗文。1941年，王季思在金华出版了诗集《越风》。
◎文苑拾萃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是由我国著名戏曲专家王季思在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时，与他领导的编辑团队在征求了各方学者意见后所提出的。王季思提出的中国十大古典喜剧是：元代关汉卿的《救风尘》、白朴的《墙头马上》、王实甫的《西厢记》、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郑廷玉的《看钱奴》、施惠的《幽闺记》以及明代康海的《中山狼》、高濂的《玉簪记》、吴炳的《绿牡丹》，以及清代李渔的《风筝误》。
傅显忠对人民的诚实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景德传灯录·卷六·道明禅师》
傅显忠(？—1990年)，共产党员，河北省玉田县三里屯村的一位基层干部。
傅显忠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1990年5月26日因病去世。
傅显忠生前不居功、不自傲，凭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实践了自己一生做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诺言。
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20世纪50年代，傅显忠拿着纸糊的喇叭；60年代，他拿着铁皮喇叭；70年代，他开始对着麦克风，认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他常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搞宣传。”每天早晨6点，他就播报天气预报，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接着就是表扬村里的好人好事，批评歪风邪气。在他管理的广播和黑板报里有党的建设，有经济建设，有移风易俗，有群众生活。麦收时他讲防火，入冬他讲防煤气中毒，冬闲时他提醒村民不要赌博，逢红白喜事他让大伙抵制旧风俗。
1987年，傅显忠的健康大不如前了。他拄着拐棍，拖着残腿，一步挪三寸，可他还是一站一挪地去写黑板报。每写几分钟，站在凳子上，腿酸疼得站不住，只好下来歇歇。这一上一下，不知要摔多少次。
1988年的“三八”前夕，傅显忠在写庆祝妇女节的黑板报时，又从凳子上摔了下来。侄孙子心疼地劝他别干了，辞去这差事享几天清福。傅显忠说：“傻小子，你知道啥，三爷是党的宣传员，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宣传啊！”
1990年4月，身患重感冒的傅显忠一天吃不下几口饭，可他还是坚持搞宣传，书写爱国卫生宣传月的标语。一字一字，手在颤抖，30条标语400多字，他硬是抱病写了一白天又一个晚上。标语写完了，他也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一个月后，他就和终生热爱的宣传事业永别了。
弥留之际，傅显忠把侄子、侄女都叫到床前，嘱咐他们说：“三叔是党的人，一辈子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我手头只有5元7角4分钱，要交最后一次党费。你们怨三叔不？”
大侄子傅永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哭声，抽泣着说：“三叔，快别说了，您老留下的比啥都宝贵，您让我们晚辈觉得光荣，走到那儿都能挺着胸脯走路啊。”
傅显忠在人前人后经常讲，做人就要做一个诚实而有觉悟的人，并说到做到，被人们称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69年以前，傅显忠担任队里的会计，后来又转为保管。一会儿管钱，一会儿管物，可说是有实权的人。可老人家去世后，人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全部财产是一床破被褥、几件旧衣裳、一床旧毛毡、一件旧羊皮袄，一副老花镜、一尊毛主席瓷像、两个纸箱、三个麻袋，麻袋里装的尽是他写的广播稿和村里的旧账本、旧报纸。
傅显忠平时就住在村委会，来人去客都由他接待，修农机具的、演电影的、搞喷灌的，人来人往。每次招待客饭，他从不作陪。他爱吸烟，但从不吸招待客人的烟。他每天都把招待客人剩下的烟锁起来，下次再用。
前些年，队里实行工分制，大家给他定了每天8分。他知道后执意不肯，给自己定了最低分——4分；后来实行干部补贴工资制，他每月只拿27元的最低标准。
1985年，县里奖给村里一笔奖金，分完后还剩11元，经大家讨论后同意给傅显忠。傅显忠知道自己“抗议”也无效，只好存下了。直到临终前，他特意向后任会计交待说：“这11元钱是集体的，不是我的，一定把它冲回到集体的账上去！”
人们在谈到这位老人时，心中无不怀着深深的敬意。
◎故事感悟
傅显忠不计较个人私利，公私分明，真诚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他的这种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史海撷英
村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是中国大陆地区乡(镇)所辖的行政村的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产生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第二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的职责，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
◎文苑拾萃
生产队
生产队是指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国营农场当中，生产队曾是劳动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农村，生产队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中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也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在国家的计划指导下，生产队有权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编制生产计划，制定增产措施，指定经营管理方法；也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的条件下，生产队还有权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和出卖多余的农副产品。
作为一种组织，生产队的具体存在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绝大多数地区按照生产队辖域直接过渡到村民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