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颓败的国势下，挺身而出，为国事劳瘁死而后已的精英之中，孙承宗又可谓是名佼佼者了。然而在那时，谁又能有回天之力呢？何况孙承宗辛勤劳碌换来的却是夺官闲住。所幸的是历史最终还是给他安排了一次机会，让他将那满腔热血洒在了故土之上，给后人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故事感悟
一生贡献于国家，为国为民操劳不已，鞠躬尽瘁。一心试图挽回国家颓败之势，回天乏力，最终以死殉国。孙承宗的心里装着黎民百姓的生死安危，骨子里流淌着救国于危亡之间的血液。他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也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激励着人们继承和发扬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
◎文苑拾萃
车营扣答合编
《车营扣答合编》又名《车阵扣答合编》或《车营百八扣答说合编》，是中国明代的一部关于火器和车、骑、步编组成营配合作战的兵书。该书由《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车营百八说》和《车营图制》汇编而成，为明末河北高阳人孙承宗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指挥抵抗后金战争期间所撰。由于当时的兵书都保密，所以这部著作当时并没有全部刊行。清同治七年(1868)，这本著作才被汇刻成书，共四卷，7万余字。
该著作通过问、答、说的方式，对车营及车营作战中的108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全书内容涉及车营编组方法、阵法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等方面，重点论述车营的战法。该著作中阐述的作战原则、方法等，都是作者亲身作战及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映了火器与车、步、骑、辎结合运用的作战特点，因而也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
康熙帝夙夜勤政
◎为民造福。——格言
康熙(1654—1722年)，名爱新觉罗·玄烨，是清朝第二代皇帝。顺治十八年(1661年)玄烨即位，时年8岁，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共辅政，年号康熙。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维持了东北边境150多年的边界和平。雅克萨战役时，康熙派遣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成功地驱逐了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收复了雅克萨城和尼布楚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晚，一代英主康熙大帝在畅春园溘然长逝。
康熙是清代的著名皇帝，在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中也算得上是一位佼佼者。
康熙8岁登基，他自幼好学，善于钻研。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勤政，有利于励精图治，一展宏图。他曾说：“儒学经典直接关系着致治之道。”因此，“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并以此来“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他下令举行“经筵大典”。即使在平定三藩叛乱的紧张时刻，仍然“每日进讲如常”。回到宫中，“不时温习，未有间断”，用于政事之中，“务期躬行实践”，“以资治道”。
康熙帝亲政后，看不惯原来的辅政大臣、专权跋扈的鳌拜，于是迅速将其捉拿治罪。随后，他又发布上谕，把自己励精图治的愿望告诉群臣：“朕夙夜图治，切念民生艰难，必加意抚绥，各俾安居乐业，乃成久安长治之道。”之后，他认真研究了国内情况，认为三藩及河务、漕运为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并对此“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时时观看，以自警。几十年后，写在柱子上的三件大事仍然清晰可见，成为康熙帝励精图治的见证。
平定三藩之乱是康熙帝维护祖国统一的一大功绩。三个藩王是指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和平南王尚可喜。他们以效忠新主、镇压农民起义军及抗清力量居功自傲，占据南方数省。其中尤以吴三桂为突出，他久有异志，密谋反叛，分裂中国，欲与清廷分庭抗礼，称帝南方。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力排众议，下令撤除吴三桂等三个藩王，他说：“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果然，撤藩令下，吴三桂举兵倡叛，一时间，举国动荡，形势危急。为了早日平定三藩之乱，康熙帝苦思焦虑，夜以继日。当时，每日军报多达三四百件，他手批口谕，毫不怠懈，而且指示明确，切中要害。他对于各个战场的指挥，经常是先命前线将帅和督抚提出意见，再命议政王大臣或九卿会议奏明。至于一些至关重要的战役，他则明令前方主帅绘制敌我双方形势图呈进，反复研究，再定出作战方略。在前方将帅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康熙帝经过八年的苦战，终于取得了平叛胜利。
但是，康熙也清醒地知道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创伤，为此，他提出战后的当务之急是恤兵养民，使兵民得以休息，永消来日之隐患。君臣之间，“益加修省”，而澄清吏治，“务以廉洁为本”，“用致太平”。因此，三藩之乱带来的社会创伤很快得以医治。在此之后，康熙帝六下江南，着重解决治河及漕运问题，取得了明显效果。后又通过调整统治政策，缓和阶级矛盾，整顿吏治，发展生产，从而实现其“孜孜求治”的目标。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在即。康熙帝运筹帏幄，不失时机地向固守在台湾的郑氏集团颁布了一道谕旨。他在谕旨中指出：包括台湾在内，“无不欲其成登衽枣，共享升平”。但是，自清朝建立以来，由于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以致沿海地方，里闬不宁，时遭兵燹之厄”。这种状况应尽早结束，台湾应回到清朝管辖之中。形势已很明显，澎湖一战后，郑氏余众败回台湾，非常孤立。此时此刻，郑克塽等要认清局势，早作决断，“审图顺逆，善计保全”。如果郑氏能够真心归诚，他将不咎既往，还要“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他郑重地告诉对方，“煌煌谕旨，炳如日月”，表明说到做到。这道谕旨突出体现了康熙帝夙夜勤政的作风。
此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抗击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平定噶尔丹之乱、六次南巡治河等，康熙帝或亲自东巡，多方部署；或明确谕令，坚持原则；或三临前线，身先士卒；或亲至河道，指授方略。“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康熙帝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坚持“一事不谨，则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则贻千百世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腾每事必加详慎”。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出巡，规定：一应本章俱三日递到一奏。十月的一天，康熙帝等到了二鼓，还不见本章送到，问之数次，因未经递到，他强调指出：“奏章关系国政，最为紧要！朕凡在巡幸之处，奏到随听览，未尝一有稽留。前此递本官员因其迟误，朕已经重处。此番本章何又至今未到？今日奏章不拘时刻到来，尔等即便呈进，朕宵兴省览。”是夜四鼓，本章才递到呈进，康熙帝立即披衣而起，一一详审，通宵达旦。次日黎明，将折本全部处理完毕。
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彻曙听政，日晡而食。数十年间，极少间断。这是康熙帝勤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康熙帝于每日清晨至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这就是御门听政之制。而康熙帝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务在精勤，有始有终。在他执政的前几十年间，“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写字，仍用左手执笔批旨，而决不假手他人。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说：“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这并非过誉之词。
康熙帝勤于政务，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后来的雍正帝、乾隆帝等树立了勤政的榜样。
◎故事感悟
康熙一生都在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努力奋斗着。社稷安危牵动着他的心，百姓冷暖牵动着他的心。身为一国之主，他用行动践行了一位明君应有的品行与修为。
◎史海撷英
移天缩地，兴修园林
康熙时期，康熙帝曾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热河木兰围场等建筑。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帝又继续兴修三山五园(即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和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清漪园(颐和园))。这样一来，清代就将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推到了一个最高峰，清朝修建的园林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的自然遗产。
承德的避暑山庄是一座比北京颐和园大一倍的皇家园林，但它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休息场所，而是与木兰围场一样，是康熙政治大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这些按照蒙古西藏等民族风格修建的宫殿庙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蒙藏等各上层人物在进入山庄后，能获得一种宾至如归的感受。
六世班禅为乾隆祝寿时，就曾住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他派遣驻藏大臣、明确灵童转世和金瓶掣签制度都在这里。蒙古王爷们朝见皇帝住在避暑山庄，皇帝接见外国使臣也是在这里，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存放在这里，嘉庆和咸丰两位皇帝先后死在这里。总而言之，避暑山庄见证了清王朝几百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陶元淳理政不遗余力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名言
陶元淳(1648—1698)，字子师，江苏常熟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康熙三十三年，陶元淳被任命为广东昌化知县，在任期间，他厘定赋税徭役，裁减、革除各种杂税，统一了测定物体轻重大小的器具，制定法令制度，与百姓亲如一家。陶元淳生活节俭，为官时每日只需供应一束韭菜。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六月，广东昌化县(今属海南省)的穷苦百姓迎来了一位新上任的知县。时隔四年，当这位父母官以操劳过度卒于任上之后，人们又含着热泪，以依依不舍的目光送走了他的灵柩。从此之后，该知县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昌化县。他就是清代著名的清官——陶元淳。
陶元淳上任伊始，就深入民间，了解情况。他“时步行村落间，问民疾苦，煦妪如家人”。在调查的基础上，他针对昌化县的问题逐一予以解决。昌化县原来额定上交租税之田有四百余顷，后频遭水患，“半沦于海”，原额中已有三分之一成为无法落实的“浮粮”，百姓为之困扰。陶元淳具文上官，请免“浮粮”，由于上官置之不理，他便撰《浮粮考》一文，俱陈事之始末，屡次为民力争。然而又是石沉大海，久久不见答复。陶元淳感慨万分，他知道，只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百姓的负担。于是，他开始“定赋役，均粮以亩，均役以粮”，同时，“罢徭差，革杂征，自坊里供帐始”。
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陶元淳还积极发展生产。鉴于昌化“海滨土瘠，禾稼鲜登，乃度隙地立墟市，大招流亡，劝开垦，予以牛种”，并规定新垦荒地不起征。于是，“民始相率以力耕为业”。
昌化县隶属琼州府，有黎人居住。以往的地方官以管理黎人为由，选当地“黎头”为“土舍”，协助征粮理讼。这一制度，弊端丛生：“下之为土舍者，将凭官府之势以纵谿壑之欲；而上之为官府者，又将役土舍之力以规物产之利也。上下交徇其欲”。陶元淳针对这种情况，“力行清理”，他下令坚决裁去土舍一职，并赴黎人居住的山寨，张贴榜文，使“有冤者得诣县陈诉”。随后，“一权量，定法度”，从而解决了土舍之患，终使“黎民乐业”。
自到昌化之日起，陶元淳就为发展昌化而勤奋工作，从不稍怠。凡属他权限范围内的事，他立即组织去做；凡需报上官解决的，他便积极呈文上官。他经常是白天处理政务，晚间亦伏案不息。仅在任四年，他就写了《浮粮考》、《论昌化海防》、《筹昌化营汛兵制议》、《上萧巡抚请抵粮支谷议》、《议昌化县徙居所城状》等有关地方行政事务的文章，而且被后人收入《皇朝经世文编》，可见文章之重要。
陶元淳到任不几年，终于以自己的不懈努力使昌化的面貌得以改变。原来，昌化县一派萧条景象，域外“村烟少”，城内居民“仅七十余家”。后来，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加了，“民始知有伏腊宴会之乐，于是闻风归附踵相错，城内外屋宇皆新”。
就在昌化县逐渐变化的同时，陶元淳却因为过度劳累而身体日衰。他原来身体很好，“素强无疾”，可到官后自奉节俭，“节衣缩食，署中尝至绝粮”，平日吃的就只是一束韭菜；就在陶元淳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昌化县发生了旱灾，他积极组织抗旱，连日不得安枕，缺少足够的睡眠；为了尊重地方习俗，他亲自登上县东北的竣灵山，祈祷上天降雨，“雨立降”，他却受寒腹泄，疾病逐渐加剧，不久，陶元淳“竟以勤绩卒于官”。
陶元淳虽然官位不高，当官时间也不长，但他不遗余力、鞠躬尽瘁的精神却使他活在百姓心中，虽死犹生。在他的灵柩运回家乡，途经琼州海峡渡口时，遇到琼州府赴省城参加乡试的百余名生员，他们得知是陶公的灵柩，争相护行，百姓亦主动让灵柩先渡，无一人相争。昌化县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父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