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是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任皇帝。在中国所有的亡国之君里，他得到的同情分最多。从继位之日起至自缢的十七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的。说起来，这位皇帝不贪财，不好色，不懒惰，天分也不算低，身体也不差，并且日夜辛劳，废寝忘食。但到底是回天乏力，明朝终究断送在了他的手上。
崇祯的死也具有戏剧色彩。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也就是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城的前夜，崇祯在景山寿皇亭旁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而死。绝望的崇祯去掉皇冠，披头散发，没穿鞋子，说了以下一段著名的遗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崇祯在临终遗言中，前半句是作作样子检讨自己，说自己得到了上天的惩罚，关键全在后半句，他把他的亡国原因归结为大臣们误他。然而事实果真是臣误君而不是君误臣吗？
崇祯为什么会失败？
崇祯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不善于领导。
崇祯在位17年，有人统计过，他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14位兵部尚书。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多达11人，杀死巡抚11人、逼死1人。这还都是直接死在他手上的，被他抓进监狱关押、殴打、间接逼死、战死、自杀、判刑的相当于现在省部一级的官员可能多达几十人。崇祯十四年（1641年），也就是亡国前三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具有大臣资格的官员就多达145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具有大臣资格官员的1/10.被崇祯枉杀的官员也不在少数，这里面就包括明朝惟一打败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著名将领袁崇焕。
袁崇焕是广东人，进士出身，后投笔从戎，他取得过宁远、宁锦、京师三次大捷，是明朝镇守辽东的第一重臣。但是，崇祯十三年，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极为简单的反间计，袁崇焕被崇祯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袁崇焕曾经杀死了贿赂宦官的将领毛文龙，他同时还是明末臭名昭著的巨奸魏忠贤的干儿子）、“失误封疆”的罪名，被极残酷地凌迟处死。
史书上曾经评价过崇祯“自视聪明，而实则昏庸”。这实际上也是很多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容易犯的毛病。
领导人通常会被属下或外人送上神坛，崇祯也不例外。崇祯的自我膨胀应该是从他除去魏忠贤开始的。实际上我们从史书上可以分析出，除去魏忠贤只是皇权的一种牛刀小试，崇祯并没有比别的皇帝高明多少。但是，在当时的帝国臣民中，充满了对皇帝天纵英明、深谋远虑的热烈赞叹。在当时和后来的各种书籍、奏折、上书、对话、笔记甚至民间传说、戏曲文艺乃至今天历史学家的各种著作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对崇祯的赞扬。置身于如此多的热烈赞扬中，保持平常心而不飘飘然，平心而论是很难的。从崇祯一生的行事来看，我们显然可以看出，他并不具备这种定力。
从此之后，崇祯更是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过敏多疑当作是英明睿智，把刚愎自用当作是当机立断，把轻率苛刻当作是乾纲独断，把反复无常当作是随机应变，把轻率妄动当作是机智敏捷。他曾经反复在龙案上书写满朝文武皆可杀。只是他至死也没醒悟，毁灭他的正是他这种自以为是的领导能力。
领导应该做什么？哈佛商学院的领导学教授约翰·P·科特曾经有过总结，他认为，领导应该：
（1）确立方向、计划和预算；
（2）结盟、组织和配备人员；
（3）激励他人与控制和解决问题；
（4）创建领导文化。
比照崇祯的领导风格，他基本处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奈中。大多数的时间，崇祯都陷于各项奏章汇报等等烦琐事务，并没有为大明帝国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战略。崇祯分不清清流与浊流。但凡刚愎自用的领导者，围绕在身边的总是一些小人。而正是这些小人，不断地强化了崇祯自以为“天纵英明”的自我感觉，终于使得他身边的人都是些奸佞的宦官，而能为国出力的人却送上了断头台。清人后来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崇祯是自毁了长城。